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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向來以遵紀守法聞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聞報道警方突擊檢查一家妓院時，發現市長正與六名一絲不掛的妓女在一起，他被當場逮捕。強制取締雖非最佳手段，但往往會導致收保護費的警方忐忑不安，他們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紅包，這樣一來就降低了皮條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會關閉那些沒有警員包庇的妓院。透過這種方式，那些關在牢籠裡直到死於艾滋病的14歲少女的人數，必定能夠降低。

“這是可行的。”國際正義使命團負責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個人，只要取締足夠的數目，就能帶來漣漪效應而改變結果。這會影響皮條客的行為，也會驅使買賣農村處女的人販子轉換跑道，比如改成買賣偷來的收音機。”

許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義者對於我們提倡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大為震驚，認為這隻會驅使性集團地下化。他們主張合法與管制的模式、賦權性工作者，最後還援引成功案例：索納加奇計劃（Sonagachi　Project）。

索納加奇的意思是“黃金樹”，指的是加爾各答市不斷蔓延的紅燈區。在18、19世紀，這裡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區。今天，這裡有幾百家沿著窄巷搭建的多層樓妓院，容納的妓女超過6000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衛生專家對於印度艾滋病的擴散憂心忡忡，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支援發起了索納加奇計劃。該計劃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聯盟，即“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mittee），透過鼓勵使用保險套來降低艾滋病病毒傳染率。

這項行動似乎相當成功。向民眾宣傳使用保險套的重要性，這是實際解決賣淫所衍生的公共衛生問題的好方法。一項研究發現，索納加奇計劃使得從業者持續使用保險套的行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項研究指出，參與索納加奇計劃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較之下，在沒有性工作者聯盟的孟買，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爾巴行動懂得利用媒體，他們籌辦觀光團，帶領旅客遊覽索納加奇紅燈區，強調聯盟的成員裡杜絕了雛妓或非自願娼妓，而賣淫至少是沒有專長的女性勞工賺取像樣收入的一種方式。索納加奇模式也得到國際救援組織“關懷”及“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間接支援，這都是我們非常敬重的組織。許多專家也贊成這樣的模式。

不過當我們細探數字時，發現它並不像乍看之下那麼嚴謹周密。剛來到索納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歲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攜帶艾滋病病毒。研究也顯示，一開始，索納加奇接受訪談的所有性工作者都聲稱幾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險套，但是在進一步逼問下，她們承認頻率沒那麼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與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終都使用了保險套。此外，與孟買的比較有誤導之嫌，因為印度南部與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東部高得多。的確，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索納加奇計劃在加爾各答發起時，孟買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經高達51％，而加爾各答只有1％。杜爾巴行動雖然鼓勵使用保險套，但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擁護者宣稱的還有限。

尼可在部落格上批評杜爾巴行動，一位印度人如此回應：

照理說，你算是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但當女性真的在性與工作上有選擇權時，你卻經常成了軟腳蝦。

這點一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性工作者都想為自己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現在終於有了些進展，你卻利用她們的悲慘故事，把這些當作是反對性工作這個行業的論據，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你的立場顯示西方在把棕色面板的野蠻人從他們的宿命裡解救出來方面，是採取男上女下的傳教士姿勢。

許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贊同上述看法，但是我們從一些女性那裡聽到了相反的觀點，而她們都擁有在加爾各答的紅燈區長期打擊販賣人口的經驗。其中一位是魯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蘇（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會”（New　Light　Foundation）的負責人，為目前從事及曾經從事賣淫的娼妓奮戰。魯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爾巴行動已成為妓院老闆的“門面”，出於善意支援杜爾巴行動的西方人反而為人販子提供了掩護。

娥米帶我們認識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繪的索納加奇，跟參加杜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