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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喜歡這樣的改變。同時,由於價格下降,瑞典對人販子的吸引力減弱了。的確,一些人販子認為把女孩賣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圖,應該把女孩送到荷蘭。瑞典認為這個策略大為成功,雖然當初制定法律時備受爭議。一項民調顯示,81%的瑞典人贊同該法。
在荷蘭,賣淫合法化有助於替合法妓院的娼妓進行健康檢查,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性傳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趨勢。荷蘭的皮條客依然在供應雛妓,販賣人口和強迫賣淫仍繼續存在。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非法妓女的人數是增加的,這顯然是因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觀光產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發現,性觀光與犯罪確實令人憂心忡忡,他們在2003年停止實驗,不再讓街頭妓女於“容忍範圍”內拉客,但是依然允許合法妓院繼續存在。所以,重點是什麼?顧客可以輕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東歐來的雛妓,但是在斯德哥爾摩卻找不到。
其他歐洲國家論定瑞典的實驗較為成功,開始趨向於採用相同模式。我們也希望美國的一些州能夠試著評估這樣的模式在美國是否可行。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達成共識、造成兩極化分裂的辯論,大多隻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嚴格來說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說,它們卻無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貧窮國家,法律通常無關痛癢,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焦點必須放在改變現實狀況上,而不是改變法律上。
美國國會在2000年往該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國會要求國務院釋出年度《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據各國對付人口販賣的表現來排名,名次最低的國家就會受到國際制裁。這就意味著美國駐外大使館必須著手蒐集人口販賣的相關資料,這還是頭一次。駐外大使要與當地外交部的官員展開討論,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販賣列入重大關切事項,與核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等量齊觀。這樣一來,各國的外交部就會詢問他們的警政署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成果。
光是詢問,就能把問題提上日程。各國開始立法,佈局突擊行動,彙整概要檔案。皮條客發現賄賂警方的費用扶搖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實這個方式還可以更進一步。在美國國務院,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辦公室已被邊緣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棟辦公樓裡。要是國務卿公開積極地支援該辦公室,比如有相關的出差就帶領辦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則能提升人口販賣的曝光率。總統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可以拜訪“世界自救婦女”這樣的收容所。當初歐洲商議是否該讓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時,應該把人口販賣當成一項議題;對於土耳其而言,這點還來得及補救。7
主張強制取締的“大棒”手法應特別應用在處女販賣方面。尤其在亞洲,這種交易在販賣收益方面所佔的比例極高,也是少女遭到綁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慘遭強暴,往往會認命地下海賣淫,直到死去。買方通常是富有的亞洲人——把這種人送一些去坐牢,就會形成良性迴圈:處女市場將快速萎縮,人販子集團將轉攻風險較低、利潤較高的營業專案,娼妓的平均年齡會提高,強迫賣淫的數量也會縮減。
我們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轉變。該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況最為嚴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裡時,在該村的妓院看見過七八歲的女孩。尼可假裝成客戶,獲准與一名被賣至妓院的13歲女孩交談,她正恐懼地等待售出初夜。後來美國國務院公佈了《人口販賣問題報告》,嚴厲譴責柬埔寨,媒體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惡行,而“國際正義使命團”也在該處設立辦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認為妓院老闆送來的紅包不值得惹上國際輿論的煩擾與因此帶來的難堪,於是下令警方強制取締了妓院。
尼可拜訪西瓦帕克的最後兩三次,妓院並沒有明目張膽地讓女孩們在門口招攬客人,妓院前門也上了鎖鏈。妓院老闆以為尼可是客人,緊張兮兮地把他從後門帶入,然後叫一些妓女出來,但是人數似乎只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處女,老闆說他們必須安排一下,一兩天後才能帶一名來跟他會面。這個跡象顯示,實質的進步是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賣淫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是我們已經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橫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舊業難
我們以舊時的方式,成為21世紀的奴隸主:我們支付現金,換取兩名女奴和兩張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