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跟我們說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為她曾經在餐廳工作過，他們認為女孩子做這種工作是很沒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氣瘋了，因為我告訴他們我會愛娜思一輩子。”索西亞說，“父母永遠不准我回去了，說：‘選娜思還是選我們，你自己看著辦！’我父母想把我們分開，把我送去馬來西亞，但是在馬來西亞雖然吃得好住得好，我還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須回到她身邊。就算惹上麻煩，也永遠不會離開她——即使捱餓，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聽到這一番公開示愛的表白，娜思看起來心事重重，但是當他們四目相對時，便一起笑了起來。這原本該是娜思人生的巔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滿臉病容，似乎已經進入艾滋病晚期。

“她變得越來越虛弱了，”索西亞擔憂地說，“通常孕婦會想吃東西，但是她食慾沒那麼好。”

索西亞走開的幾分鐘，娜思轉向我們，滿臉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聲說，聽起來內心正經歷一番天人交戰，“我想跟他說，我試著跟他說，但是他那麼愛我，他該怎麼辦啊？”她搖著頭，哽咽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愛我，我開不了口。”

我們跟她說她要是愛索西亞，就得跟他明說。索西亞回來時，我們試著把話題導向娜思的健康。“你們夫妻倆都應該在生產前做艾滋病病毒檢查，”尼可建議道，語調故作輕鬆，像是隨意地提起，“感染方式無奇不有，現在檢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亞溫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確定我太太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從來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沒上過妓院，她怎麼可能感染？”

我們後來又去拜訪過娜思好幾次，給她帶食物和奶粉，讓她吃得有營養一些，但是我們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時間，帶給她一個無藥可救的絕症，而這個絕症正在讓她、她丈夫和他們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窮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剛有好轉，卻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後來產期將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檢測。不可思議的是，這次的檢驗結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陰性。這次的檢測比上一次還先進可靠，娜思之前確實看起來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結核病、寄生蟲或精疲力竭之故。無論如何，她沒有艾滋病。

結果一出，娜思立刻覺得好了起來。她體重眼看著增加，很快地看起來更健康了。索西亞的父母因為孫子即將出世，原諒了他們夫妻，全家再度團圓。

2007年，娜思生了一個大胖兒子，看起來強壯又健康。娜思在院子裡抱著他時，眼裡散發出喜悅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們全家順道再次拜訪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兒子抱出來給我們的孩子看，小傢伙搖搖晃晃地走路時，娜思樂不可支。她回到學校，修習美髮的最後課程，她婆婆打算買下一間小店面，讓娜思經營美容美髮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麼，”她說，“就叫作‘尼可與伯納德9’。”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波折與障礙後，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經在妓院裡恐懼得發顫的女孩，已經被永遠埋葬了。

對我們而言，這則故事有三個教訓。

一、把女孩從妓院解救出來不僅複雜和困難，未來也是個未知數。解救她們有時候的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把重心放在預防及終止妓院運營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棄。幫助他人是困難重重且變數很多的，我們的介入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這些勝利之舉無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廣泛的社會問題無法全面解決，能夠減輕和緩和也是值得的。我們可能無法教育貧窮國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婦女死於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裡的“所有”女孩解救出來，但是我們想到娜思的經歷，就想起一則夏威夷寓言，這是曾經擔任《紐約時報》攝影師的那卡·納撒尼爾告訴我們的，他本身是夏威夷人。

一名男子到了海灘，發現到處都是被潮汐沖刷上岸的海星。一個小男孩在海灘上邊走邊把海星撿起來丟回海里。“小子，你在做什麼？”男子問道，“海灘上有多少海星你知不知道？你怎麼做都沒用的啦！”男孩若有所思地停頓一會兒，又撿起一隻海星，把它丟回海里。“至少對這只是絕對有用的。”他說。

第三章　學習大聲反抗

講理的人會調適自己以適應世界，不講理的人企圖調整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都有賴於不講理的人。

——蕭伯納

有那麼多婦女遭到綁架、販賣、強暴和虐待，原因之一是她們逆來順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