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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自造輪船的全部構思和盤托出。從海防、民生、漕運、商業四個角度加以分析，論證“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並詳細闡述了其對設廠造船的各項計劃安排，表明這個設想已經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議論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7）

船政基址界碑，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收藏。照片拍攝：陳悅。

透過這份奏摺，今人對左宗棠自造輪船的創想無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其無法擺脫的時代侷限性。出於想要節省經費的考慮，左宗棠將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為亦商亦兵，並不明白軍艦和商船存在質的區別。而且左宗棠對於輪船造成後的維持經費想得有些不切實際，認為“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益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8）。這些缺失客觀上都為此後船政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全無近代工業基礎的國家在蹣跚起步時很難迴避的先天不足。

左宗棠的奏請在清廷中樞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奏上後僅僅幾天就得到了明確批覆，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硃批：“……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先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僱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9）閩浙建廠造船就此定議。

經過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馬尾選定了嬰豆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田地作為廠址。建廠的經費從閩海關的四成洋稅下劃撥四十萬兩銀，另從六成洋稅下每月劃撥五萬兩銀作為執行費用。（10）與後來從各省協款的北洋海軍經費相比，船政的經費來源單一，閩海關又是當時收入僅次於江海關的富關，且設在本省，較易溝通，更具可靠性。建廠的技術則主要依靠西方，作為技術工程總承包人的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後到福州簽訂合約。

正當設廠工作萬事待舉之際，9月25日清政府寄諭，鑑於捻軍西犯，調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負責平定西北，由漕運總督吳棠接任閩浙總督，兼管船政。由於和新任總督吳棠並不熟悉，擔心由其兼管可能會導致船政的建設偏離自己設想的軌道。為了不使自己一手開創的事業脫軌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請求派員直接管理船政事務，意圖搶在新任總督尚未到任前先將過這部份權力奪出，一位正在家鄉守制的福州籍官員進入了左宗棠的視野。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畫像。（11）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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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祖父、父親都以從事幕友為生。沈葆楨的母親是林則徐的妹妹，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林則徐的二女兒林普晴結婚後不久，沈葆楨考中進士，任編修、御史，原本踏入的是一條清流言官之途。但隨因太平天國戰爭爆發，沈葆楨被外放出京，一度參贊曾國藩湘軍營務，受經世思想影響，任職江西廣信知府期間，夫婦二人並肩守城擊退太平軍，譜成一曲佳話。後來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抓獲了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福貴，更是立下蓋世巨功，成為官場上一顆耀眼的新星。左宗棠與沈葆楨有師兄弟之緣（左宗棠曾拜林則徐為師），又曾同為曾國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且對曾國藩同樣不抱好感（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期間，因縮減湘軍餉源事與曾國藩齟牾，後來曾國荃攻克天京，奏報幼天王已死於亂軍，但是未久沈葆楨便奏報在江西俘獲幼天王，與曾氏的不快加劇），相互都有極深刻的印象，曾國藩對二人的關係有過特殊評價，稱沈葆楨和左宗棠是“死黨”。（12）

1865年4月，沈葆楨的母親去世，按照清代官場制度，官員的父母長輩去世，應辭去職務，服27個月喪假盡孝，稱為守制。沈葆楨在老家過著與世隔絕的平靜生活時，左宗棠前來三顧茅廬了。要想使造船事業順利發展，其統領必須是具有官場經驗且擁有一定資歷聲望的人物，才能有效處理好與朝廷與地方官員間的關係，堅持獨立建廠的原則，而且必須與自己有某種默契，能夠理解執行自己的政策。“死黨”沈葆楨不僅具備了上述條件，而且還是本鄉本土人，又正處於守制不能任官期間，此時讓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務，“在籍監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