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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力。

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間，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提出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構想，認為“不要去套書本子”

，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要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經濟，不能過早採取社會主義政策，過早消滅資本主義要犯“左”的錯誤。

１９５０年劉在土改報告中說，儲存富農不是暫時權宜之計，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都是如此。對這些說法，毛都是曾經肯定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在中央團校向畢業生講話時說，二十年後，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轉入社會主義。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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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他在七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思想；批評了“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情況的。”隨後在１９５１年，劉曾使用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概念，認為“這個階段大略在１０到２０年之間”

，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五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這個時限和方針也是曾經得到毛的同意的。

土改剛剛完成之時，農民大都成為中農，新式富農很少，不久，在老區開始出現土地集中和僱工現象，農民本性要求發家致富，但怕“冒尖”

，怕說“剝削”。

１９５０年農村互助合作運動之初，關於農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儲存和允許富農經濟發展等問題，中央內部主要是毛澤東同劉少奇之間，曾有過不同意見。劉認為農村合作化，應先透過農民自願集資入股的供銷合作社，組織並提高農業的生產力，透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引導農民從小土地私有制過渡到專業分工的社會化生產。基於這種認識，劉批評了當時東北和山西急於組織合作社的做法，認為這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則擔心農民的自發勢力走向資本主義，土改後搞臭了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恥，應當趁熱打鐵，利用這種政治優勢，發展互助合作運動，走集體化道路。他認為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必然去佔領。這場爭論的結果，產生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毛澤東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次談話中說：“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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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氾濫起來。“城市的”五反“運動中，報紙上曾揭發出不法資本家種種違法活動，集中暴露了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醜惡思想。當時的輿論宣傳對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消極面，有所誇大，其實不法資本家是少數，多數還是守法的。

由於當年革命勝利的形勢，本身的有利條件，加之政府的支援，國營經濟生氣勃勃生產情況一般優於私營經濟。在農村中，互助組同單幹戶之間，也存在類似情況。因此，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為解決日漸緊張的市場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認為，加快農村和城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當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勝利以後，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來同一些資本家代表人物還這樣談到社會主義過渡問題：“毛主席的方針是穩步前進，三年恢復，十年、十二年發展。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時間說得那麼準，馬克思主義不是劉伯溫的‘推背圖’。”

①

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馬恩列斯特別是斯大林的理論和蘇聯的既有模式（當年毛澤東最重視的，也是要求全黨仔細研讀的經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共產黨宣言》中講過，實現社會主義，共產黨人的理論，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

，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

《哥達綱領批判》上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但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又

①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２３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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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依靠資本主義長期積累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即資本主義高度社會化生產力的極大發展（馬克思也不可能具體預見到一百年後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