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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年之前,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情況:現代性工業產值只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而90%為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則佔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從這一總的情況出發,重申前言:“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從而談到,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
“孫中山的節制資本主義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
二中全會決定的革命勝利以後的總方針、總路線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這裡明確說明,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發展,首先實現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再開始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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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轉變。
1949年新政協召開時,透過了一個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其中關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規定,都沒有越出《新民主主義論》的範圍,仍是五種經濟並存,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未提社會主義,當時有黨外人士建議寫入,周恩來還特別作了說明,要待人民群眾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時才能提出。據當時報紙上的報導,劉少奇說,《共同綱領》的有效期至少要有50年。
可是隻過了5年,1954年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佈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共同綱領》就不再有效了。
還應當注意到,在二中全會報告的前部分,談到“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鬥爭。”這裡,“資產階級”是一個籠統的名詞,顯然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這個報告是3月5日作的,雖然最後還談到謹防“糖衣炮彈”的問題,但整個報告給人的明確概念是:進城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一切工作“都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可是,據黃克誠回憶,全會剛開過不久,他向毛澤東彙報天津工作時,毛問他:“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黃認為這次當面考試是不及格的。
①
可見“階級鬥爭”
這根弦,雖然在公開的檔案中未加強調,在
①見《黃克誠回憶錄》(上)
,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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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上毛卻從來沒有絲毫放鬆過。
二。戰略轉軌——過渡時期總路線
新中國建立之初,關於如何發展社會化生產力,使生產關係的變革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這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新的課題,大家都沒有經驗。
經過“三反”
、“五反”運動之後,私人工商業在全國工商業中的比重已經大大下降,何況“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論人民民主專政》)
;土地改革完成之後,農村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引導農民“向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必須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這些都是當時人們的共識。另一方面,七屆二中全會所據以制定新民主主義階段對城鄉資本主義政策的前提條件,並沒有根本改變,事實上,國內的主要矛盾並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史任務應當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