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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的新的發展情況）

，才能建立和發展。

離開這一前提就將成為空想。這就是說，同社會主義相親相近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商品經濟，而不是小農生產的自然經濟。對於這一天經地義和我們自身的天然弱點，我們似乎是明白的，實際上是不承認的。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由於其客觀物質性和歷史繼承性成為人類全部歷史的基礎；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為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最終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不是相反。決不能說毛澤東不曾認識到這個前提和基礎，前述１９４９年以前關於中國落後的論述，是越來越具體的。但問題在於，這主要是來自書本的比較抽象而簡單的認識，且對於西方社會化大生產缺乏親知，遠不如一個世紀前在倫敦寫《資本論》的馬克思，理性認識與感性認識都無法與之相比。隨後的事實說明，毛所最關注的，卻恰恰不是這個前提，而是怎樣變更生產關係；不是這個基礎生產力，而是階級鬥爭。根據《聯共（布）黨史》所說的經驗，毛認為，“先要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才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規律。”

他還認為東歐土改由於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賜，又沒有趁熱打鐵實行集體化，因而農業合作化搞得慢。從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慮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朝鮮戰爭引起的必須加快建設的緊迫感，考慮中的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在於解決所有制的問題，以及他經常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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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９４２

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在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時，黨中央內部的思想認識雖然還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蘇聯這方面的理論和經驗，則是基本相同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政治局會議和８月１２日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兩次講話。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講話中批判了劉少奇等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等“右傾機會主義觀點”。

說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確保私有財產”。認為這種提法是有害的，不妥當的，不對的，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妨害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武裝革命的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

①

到這年１２月，經過毛澤東兩次修改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中，關於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界說，又作了這樣根本性的變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結束，第二階段開始。第二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分。”

“總路線就是改變生產關係。斯大林說：生產關係基礎就是所有制，這一點必須弄清楚。”

提出總路線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三年恢復後國營

①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１—８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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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經濟的比重已佔優勢，因此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已是現實任務。這是隻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問題的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國民經濟總水平只相當於１９３６年所謂的“歷史最高水平”

，這個社會生產力的起點是很低的，中國還是一個很貧窮很落後的農業國。於是，本來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就束之高閣了，新民主主義階段也不再存在了；於是，按照蘇聯模式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在戰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變更，就完全不同於二中全會制定的方針路線，不認為在中國還必須讓資本主義有一個適當的發展，不認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還必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這樣，就離開了中國國情，同時也表明指導理論是斯大林學說。毛澤東後來證實道：“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