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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堅決地接受合理的反對意見或者反對意見中的合理部分；對於由正確動機，按正常程式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的任何同志，必須繼續和睦無間地去共事，絕不要採取排斥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體領導，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黨內團結，黨的組織和事業也才會日益興旺“。

八大隔了三年了，這段話人們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會議才過去兩個月，關於提倡海瑞精神——敢於犯上直言，關於“有時真理掌握在一個人手裡”

，關於“李銳怕鬼”

（說李銳上書的膽子還不大，內容寫得太簡略，實有讚揚之意）的話，都還言猶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無常。拿出一頂“敵對階級”

、“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這些全黨剛剛聽到的話，就統統不作數了！

（五）

廬山會議還推動了個人崇拜的發展。

關於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特別說到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對於各國共產黨員產生了巨大影響。

“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絡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儘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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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教訓９２

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歷史的不幸是，幾年之間，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鬥爭都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順利進行，真可說是”接二連三的勝利“

，使毛澤東日漸驕傲起來。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說過這樣一些話：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個人相互混淆，毛的這種說法，實際上為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後，由於毛澤東多年來領導的正確，他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為全黨所公認；也由於客觀環境需要樹立黨的領袖的威信，在宣傳上我們確實長期習慣於把黨的領袖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而從來不講領袖是一個集體；把中國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貢獻，而不講也包含集體智慧的結晶；把一切成就歸功於毛澤東個人，很少講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把領袖說成是絕對正確的，更不講領袖也會有缺點，也可能犯錯誤，等等。

長期這樣宣傳的結果，個人崇拜就自然成為順理成章之事。當然，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宗法倫理觀念和小農經濟的影響，幾十年在農村環境和農民戰爭的影響，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理所當然把毛澤東看做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誰都衷心樂意高唱《東方紅》。

包括從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統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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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廬山會議的教訓

們的革命意識中也難免受傳統倫理思想的束縛。更何況那些別有用心的人。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當時的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確的個人崇拜”之說，自然得到了黨內高階幹部的贊同，可以說，當時都是以推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榮的。

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發言中，講到“始作俑者”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情，深感彭德懷上書言事傷了毛主席的心。

老帥勸說彭德懷作檢討時，這樣說道：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

這種黨內以個人是非為是非，不提倡獨立思考，講義氣而不講真理，大家確是安之若素的。

因此，在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天，劉少奇又向全體與會者，專門講了一下對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和個人崇拜的問題，說蘇共二十大後，我們黨內也有人學赫魯曉夫，搞反對對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