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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崇拜，從而批評了彭德懷，認為這實際上是對於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力。

神仙會階段，儘管對“左”傾錯誤認識的深度不同，但當時頭腦清醒的人包括大區負責人，應當說是佔多數的。不僅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都發了言，表了態。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來一直召集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開會，算細帳，抓調整。除開毛澤東立意要反彭德懷的右傾，剪除這一“歷史隱患”之外，以柯慶施、李井泉、康生為首的一些人，都觸動不得，一觸即跳，他們決不服輸，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他們還到毛澤東面前進讒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綱，說“人都被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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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教訓１３２

德懷拉過去了“。

這也就促成毛澤東主觀武斷：彭德懷這回要“掛帥反毛”

，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後，雖講話次數不多，也沒有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張牙舞爪，但他三言兩語，起了批彭定調的作用。廬山會議後，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之後，就進一步推動個人崇拜的發展，終於使這個野心家在“文革”期間有大肆活動的機會。無情的歷史說明：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後果，就是一旦領袖犯了錯誤，就必然導致全黨跟著犯錯誤，造成全域性性的錯誤。

（六）

廬山會議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比當年給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為直接。在“反右傾、鼓幹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使國民經濟日益緊張，造成嚴重的饑荒。突出表現為：農業生產大倒退。根據後來的統計，１９５９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１３。

６％，糧食實際產量只有３４００億斤，比上年減產６００億斤，僅為最後調整計劃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豬等主要農產品也都大幅度減產。重工業繼續追求高指標。

１９５９年，重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４８％以上。鋼產量達１３８７萬噸，比上年增長７３。

４％，生鐵達到２１９１萬噸，增長６０％。原煤、機床、發電量等也大幅度增加。

１９５９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

２％，提高到４３。

８％，與此相反，農業的比重由３４。

３％降到２５。

１％。基本建設戰線進一步拉長。

１９５９年全國基建投資在上年急劇膨脹的基礎上，又增加了８１億元，增長３０％，總投資規模達到３５０億元。由於基本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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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廬山會議的教訓

戰線長，投資效果差，新增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

２％，比投資效果已經相當差的１９５８年還低５。

６％，積累率異常膨脹，由上年的３３。

９％，猛增到４３。

８％，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年。積累額增加致使消費額比上年減少了２２億元。人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

１９５９年，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１５％，而糧食徵購量卻比上年增加１４。

７％，農民口糧大幅度減少。全年平均消費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２％。

１９５９年底，國民經濟已經步入嚴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傾冒進狂熱的人們，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嚴峻的現實。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仍然估計，當年將是一個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計劃完成鋼產量１８４０萬噸，並提出了八年完成農村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國家計委編制的１９６０年計劃，仍然以“大躍進”為基本指導思想，提出繼續進行“反右傾鬥爭”

，爭取國民經濟的不斷躍進。

然而，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客觀經濟規律，企圖用主觀意志推動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的急於求成的“左”的指導方針，只能導致更為慘重的失敗。

１９６０年，農業繼續減產，總產值比大幅度下降的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２。

６％，主要農產品都比上年大幅度減產。其中糧食減產５３０億斤，棉花減少１２９２萬擔，油料減產５２。

７％，生豬頭數減少３２％。輕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了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