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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５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又重提我國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的錯誤觀點；更為嚴重的是，開始將政治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在毛澤東看來，既然國內還有地主階級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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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廬山會議的教訓

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他們的反動思想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雖然經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舞臺上消失；透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時刻在製造輿論，準備復辟；他們必然要在黨內尋找其代理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從“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在運動中開展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鬥爭，把社會上的種種對黨不滿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絡起來（當時在十幾個省的省級幹部中，揪出了“反黨集團”和“右派集團”）。一些對運動有疑慮或發表了某種不同意見的講真話的同志，當時就被認為是打白旗、促退派、觀潮派。從而使“階級鬥爭”理論，在廬山會議“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從黨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錯誤批判和處分了大批幹部，許多對“大躍進”

、人民公社運動的錯誤提出過不同意見，講了真話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全國戴帽子的共達三百幾十萬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大超過右派分子。尤為嚴重的是，經過廬山的鬥爭，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接受了“階級鬥爭”實踐，導致了這一錯誤理論不斷發展，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在這樣一種理論的指引下，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自是當代歷史合乎邏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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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的教訓７２

（四）

廬山會議直接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顯現起來。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

，轉為後期反右，轉折點是７月２３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評和鬥爭。

自此時起，沒有人能再講“大躍進”

、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

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

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

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立即召開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對彭德懷等人算曆史舊帳，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

本來，黨內發生原則意見分歧時，如果黨內民主生活正常，黨的領導人謙虛謹慎，大家能暢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見尤其是少數人的意見能得到尊重，即對黨的最高領導的監督和制衡機制健全時，是非自易辯明，錯誤就可以避免。但經過南寧會議到廬山會議時，黨內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謂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於一個人的意志。廬山會議的形勢，說到底，就是對毛澤東批評不得，尤其是有過“舊怨”的人批評不得。那時就已經感到“全黨共誅之”的氣勢了。

劉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報告中“黨的領導”一節，有這樣一段關於發揚黨的民主生活的話：“為了力求黨的領導工作符合於客觀實際，便利於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意見，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都要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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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廬山會議的教訓

當的集體中經過充分的討論，容許不同觀點的無拘束的爭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黨內外群眾的各種意見，也就是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側面。每個領導者都必須善於耐心地聽取和從容地考慮反對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