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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道德的力量來解決這些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及社會制度基礎的矛盾。

他想用超經濟的力量解決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蕭延中認為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導，是人為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想以專斷實現民主。毛澤東感到人民理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但不願“繼續革命”的官僚階層（“黨內走資派”）

，卻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變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領“造反有理”的廣大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他晚年墮入多層的思維陷阱，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主宰性，把社會發展和經濟規律，看成單純的人際關係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在人際關係上，將“統治”與“管理”相混淆，將複雜、多樣的交往關係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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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２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與實踐

化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覺或不自覺地當成全民族力量的發源與中心。

“相信群眾”

實際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詞，從而走上靠個人專斷以實現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哲學思想，同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社會經濟基礎與民族心理等密切相關，否則就難以解釋他的即興之語，竟能在億萬人民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毛澤東是“民族大我”與“個體小我”的有機結合。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鄭謙認為毛澤東正確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認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老強調鬥爭性，忽視同一性，以致最後把鬥爭絕對化為否認同一性的鬥爭性。從“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

，一直到“文革”時“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把矛盾等同於對立，對立又等同於鬥爭，形成一種具有完備形態的鬥爭哲學。石仲泉和王祿林的文章，細緻地分析了毛澤東由於誤解了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導致實踐上的失誤。我以為這些見解都很深刻。我曾經參加當年４００人對《決議》草稿的討論，大家對毛澤東晚年為什麼犯那麼大的錯誤，發表過許多意見和看法，我也對毛澤東偉大的一生（“功勞第一，錯誤第二”）作過概括性的發言。回想起來，討論中似乎沒有聽到過上述這樣的議論，有的意思接近，但還沒有這樣明晰。

書中值得重視的好意見還多，好些文章見諸報刊後，在讀者中已引起廣泛反響，這裡就不再列舉。當然，不能說，這些文章的內容和論點都很確切，讀者可以自己去判斷。

我很同意中央黨史研究室“毛澤東晚期思想研究”課題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的這一概述：“與會者一致認為毛澤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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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與實踐７０２

期思想是毛澤東晚年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提出並付諸實踐的思想和理論，主要是關於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論。這些思想和理論已經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實踐證明，這個體系基本上是脫離中國實際的（應加上一句：也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基本傾向是錯誤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確的思想，如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在國際交往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的思想，等等。毛澤東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澤東本人晚年的錯誤思想，所以同毛澤東思想有嚴格的區別；但毛澤東晚期思想與毛澤東晚年錯誤也不能等同起來。“

據我所知，當前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關於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過程；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分析；關於“個人崇拜”形成及發展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前後期思想的比較研究；毛澤東晚期思想同馬列主義的關係；毛澤東晚期思想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等等。許多中青年學者希望，這種研究需要分門別類作許多專題研究，也要走向整體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層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著作的有關理論；要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認為，研究毛澤東晚年實踐和晚期思想，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這應當是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的一個大題目。我們當前處於新舊體制交替之時，要從舊軌道轉入新軌道，問題叢生。我們面臨世界性的新挑戰，我們要解決的新問題多極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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