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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些）。

敵視中國共產黨和抱有成見的人的那些簡單譴責或惡意詛咒，當然談不上什麼科學的研究。許多嚴肅的學者，根據各自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發表了許多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如多次來華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傳記《毛澤東》（現已翻譯出版）

，有著廣泛的影響。

但有的學者在論著中，也常不免帶有某些片面性，或強調個人責任，或著眼於高層權力之爭，或從氣質、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據資料不夠確切而影響立論。不過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處，能幫助我們開拓視野，啟發思路，深入研討。對比之下，我們確有某種慚愧之感：對於這位巨人的研究，難道我們反而落在外國人的後面嗎？

值得慶幸的是，關於毛澤東晚年實踐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國內近年已有了新的開展。如有的高等學校已為此開設了選修課程；中央黨史研究室已成立了專門的課題組，召開了“毛澤東晚期思想”

學術研討會；大量論文不僅見於黨史刊物，也見於其他刊物，還出版了有關的專著。

這一情況自同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現代化的程序有著密切的關係。

今天來自昨天，昨天影響今天。人們認識到必須對歷史進行反思，重新認識過去的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從中汲取教訓，求得借鑑，這樣我們才能輕裝前進。當前許多新學科、新知識和新觀念的傳播，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當代哲學等為人所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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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與實踐

新學習，以及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成為熱點等等，也都有助於這一研究的開展。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關於毛澤東研究青黃不接的狀況已經有所改變，現在已湧現出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是這方面的主力軍。這本書的作者除開黎澍和李澤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學者以外，就都較年輕，他們的成就，可以證實這一點。

這本集子裡的二十幾篇論文，把毛澤東晚期思想放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社會環境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樣一個廣闊的背景上來考察，不但能夠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還能看出他非中之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黎澍同記者的對話說：看來是對身後之事不放心，“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

所憑藉的，從思想方面來說，第一是教條主義；第二是個人崇拜。有了這兩條，人們就瘋狂地“反修”

，毛主席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起於６０年代初的“反修”

，是教條主義極端化的表現，到了“文革”

，就更是什麼都是資產階級，簡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

，無非是極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條。為什麼產生教條主義？由於愚昧。愚昧來自貧窮。

文化水平、理論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著這麼一點東西。教條主義只有拚命“左”傾，口號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經濟上，就是越窮越好，越窮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說，“書讀得越多越蠢”

，實際上搞成愚民政策。

這正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最佳土壤，這與中國的小農經濟聯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

個人崇拜的萌芽，就在個人專斷，也就是家長制，封建社會派生的人身依附。

黎澍認為，個人專斷與家長制這一現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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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與實踐５０２

今還值得注意。李澤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澤東那裡，本來具有特定歷史內容的唯物史觀的範疇，逐漸變成了超時代的道德倫理範疇；道德的觀念、標準、義憤日益成了超時代的政治內容。政治掛帥、突出政治於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掛帥，成了突出大公無私的犧牲精神、奮鬥精神。而這種道德主義在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積澱中，有其深厚基礎。

“文化大革命”

，便是由新的術語裝點，植根於小生產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礎之上發生的。沉揚的論文也分析了毛澤東對待社會發展的倫理態度，指出它高揚的，不是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而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道德風貌。這種倫理態度，又是同小生產的中國社會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這種道德觀難以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毛澤東清醒地看到在實現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天國並沒有到來，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弊病出現了。可是他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