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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真理乃出。

‘吾願承學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於萬派爭流，終歸大海。“楊昌濟在文中就此談到他的熱切期望：”吾國人能輸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後輸出吾國文明以益天下，既廣求世界之智識，復繼承吾國先民自古遺傳之學說，發揮而光大之。此誠莫大之事業。非合多數人之聰明才力累世為之，莫能竟其功也。“老師的這些觀點，自然影響他心愛的弟子。無論從弘揚學術或救國之道而言，楊昌濟的這些見解，尤其這個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百家爭鳴，求同存異，探究真理，愈辯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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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９２

在今天也沒有完全失去其意義，我們決不能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對此予以輕視。

毛澤東當時是非常看重老師的這些見解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錦熙的長信中，反映了老師的哲學和倫理學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為的大同學說。他覺得“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於是信中首先談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問題，認為必須從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和改造中國舊思想著手，從而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方有可為。

只有對哲學深下功夫，日新月進，才能不盲從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張，才能探得大本大源。這種觀點自然還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倫理學原理》等書的影響。

但另一方面，他並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儘管他反對儒家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觀，《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時已震動整個知識界，他還是尊孔孟為得大本之聖賢，以儒家大同世界為自己的理想。

他在信中這樣寫道：“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信中認為，只要普及了哲學，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何謂“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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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其條件與境界如何？

“如世但有君子，則政治、法律、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皆可廢而不用”。

“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所理想的世界，還是本於康有為所解釋的儒家大同說。從據亂世進至昇平世，再進至太平世，這是儒家公羊學派的歷史進化觀。康有為將公羊三世說與《禮記。禮運》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論證了這種烏托邦的歷史進化觀。

這一理想世界深埋毛心中，晚年又挖掘出來，用之於人民公社運動。

關於中西文化互有長短的看法，包括留學問題，毛澤東是完全同意老師的意見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誠哉其言！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留學與否的問題，楊昌濟在《勸學篇》中，曾介紹過吳稚暉的見解：”苟無普通科學與外國語言之準備，則不必急急西遊，苟求學之志堅，則雖在國內，凡西洋之學問，皆可曲折而求得之。“

１９２０年２月在北京時，毛澤東給新民學會一會員的信中說：“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澤東在學校時，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學社聽講船山學術。

這個學社於１９１５年創辦，主持人劉人熙，辦有《船山學報》，其中的時論、政論多憂時之作。明亡之後，遺民學者王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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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１３

顧炎武以及顏習齋等，痛心於理學清談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