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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

又曰‘中心統轄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於內而遍於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獨此科也。吾聞之甚有警焉！試一觀當世諸老先生，若舉人，翰林，秀才之屬，於其專門之業，不可謂不精，若夫所謂常識，求公例公理，繩束古今為一貫，則能者不甚寡哉！

斯賓塞爾雲，專攻之學，每多暗於通宗，豈不然哉！“

我國經、史、子、集浩如煙海，收入《四庫全書》的即達３４６００種。

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９日致蕭子升的一封信中，毛開列了應閱覽的經、史、子、集７７種書目：“右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然讀之非十年莫完，購之非二百金莫辦。”可以想見，這７７種書目，必定是綜合了前人和師友的各種意見，根據自己的經驗而嚴格篩選過的，能夠代表他對“國學大要”的見解。

可惜的是，此信已經殘缺，他所開列的書目沒有儲存下來。當時他想讀這些書，可是“身無半文”

，買不起書。蕭子升曾答應送他一些書，他拒絕了：“大不敢當，一則贈而下讀，讀而無得，有負盛心；一則吾兄經濟未裕，不可徒耗。”看來，時間與金錢都很成問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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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７２

也感到遍讀這７７種書是難以辦到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錦熙的長信中，雖然治學濟世的思想已轉向“大本大源”的哲學和倫理學：“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然而並未放棄對國學的研究：“弟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即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於私塾生活，以幾其深。懷此理想者，四年於茲矣。”看來，毛澤東這時確也曾有過埋首經群史叢之中，想在學術研究上有番作為的。

楊昌濟國外留學１０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與科學思想，來批判中國封建倫常，決心改造中國的舊思想、舊學術，曾明確提出要用“新時代之眼光來研究吾國之舊學”

，然後，“合東西兩洋之文明一爐而冶之”。不過，楊昌濟仍是一個理學家，他的學術思想仍以國學為主導地位，可說是一位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這個時期欲融合中西而為一種新儒學的學者。他曾同黎錦熙談過：“有宋道學其能別開生面，為我國學術界開新紀元者，實緣講合印度哲學之故。今歐學東漸，誰則能如宋賢融鑄之，而確立一新學派者？”

①１９１４年１０月，長沙創刊的《公言》雜誌，曾發表過他的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勸學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種思想觀點。文章認為“吾國固有文明，經、史、子、集義蘊閎深，正如遍地寶藏，萬年

①黎錦熙：《瑟侗齋日記》（未刊稿）

，轉引自王興國：《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第５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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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採掘而曾無盡時，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諳取之之法耳“。

“夫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猶一人有一人之個性也。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於他國。”

“善治國者，必審國家特異之情形，吾人求學海外，欲歸而致之於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瞭然於心，確有把握而後可以適合本國之情形，而善應宇宙之大勢。”

文中還談到自古以來國學的源流派別，儒術為國學之正宗，有宋學、漢學之分，宋學有程朱與陸王之分，漢學有今文與古文之分。

“各樹一幟，互相非毀。今將合東西洋之文明一爐而冶之，此等門戶之爭，早已不成問題矣。

餘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為專宗孔子、罷黜百家之愚，復不欲為攘斥佛老，駁擊耶回之隘。餘本自宋學入門，而亦認漢學家考據之功；餘本自程朱入門，而亦認陸王卓絕之識。

此則餘對於各派所取之態度，可為海內人士正告者。子思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陸象山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約翰。穆勒曰：’言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