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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了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從他個人來說（當然個人離不開環境，主觀與客觀是互相影響與制約的）
，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原因。
歷史有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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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早年的道路３２
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透過許多偶然性反映出來的。研究毛澤東，學習毛澤東，鑑戒毛澤東，是當代也是後代中國人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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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從現在儲存的信件、文章、讀書筆記等來看，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的前期，較多的時間在讀古文和中國古典經籍。這同康有為、梁啟超，尤其是楊昌濟的影響有關。同時四書五經自幼多能背誦，也便於鑽研。
１９１６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後，他讀書的興趣就被該刊所倡導的新思潮和《倫理學原理》二元論哲學等吸引去了。
但從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來說，他並沒有完全排斥中國的儒家學術，而是直到五四運動後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仍認為“略通國學大要”
，是自己讀書和研究國情方面應當做到的。
關於國學常識的重要，以及如何獲得這種常識，當時毛澤東跟朋友的通訊中有不少反映。
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致湘生的信中說：“如言自修，吾舉兩人聞君。其一康有為，康嘗言，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歲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其一梁啟超。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後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於昔，非有奇傑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
這裡說得很清楚：要有奇傑才能救國，而奇傑必通中西學術，首先要通國學。
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蕭子升信，開頭即說：“僕讀《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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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５２
曰博學之。朱子補《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裡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這是一封很長的信，信中介紹蕭讀《群學肆言。繕性篇》，談專通之先後與各科研究法等。然後又談到”尚有其要者，國學是也“。經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
“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
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毛澤東認為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比姚鼐的《古文辭類纂》要好，因為後者只側重辭章，而前者增加了經世濟民的經濟，對歷代治亂興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觸：”國學者統道與文也。
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
曾國藩一生標義理而主經世致用，還在北京做官時，即重經濟之學。
“經濟不外看史”
，這是他的老師唐鑑之言。因此曾對史學極為愛好（在軍營中每天要讀１０頁史書）
，造詣也極深。錢穆說，“曾國藩又增經濟一目，經國濟民，正為治平大道，即政治學，與近人以財貨為經濟者大異其趣。”怎樣獲得國學的常識呢？信中說：“為之之法，如《呂刑》一篇出自《書》，吾讀此篇而及於《書》，乃加詳究焉出於《書》者若干篇，吾遂及於《書》全體矣。他經亦然。
《伯夷列傳》一篇出於《史記》，吾讀此篇而及於《史記》，加詳究焉出於《史記》者若干篇，吾遂及於《史記》之全體矣。他史亦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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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於‘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於‘集’者，自一‘集’至他‘集’。於是而國學常識羅於胸中矣。此其大略也。
為學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幾或免。僕觀曾文正為學，四者為之科。曰義理，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
，何若干書輔之；曰考據，亦然；曰詞章、曰經濟，亦然。“
“其法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