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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之八九的勞農階級起而響應。因此，中國要求得“根本解決”

，首先要造主義，造黨，從而喚起勞農群眾。這些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思想，同頭一年《湘江評論》上的文章對比，可以說起了一種質的變化。當時學會有個別會員對這兩個運動不以為然，認為這都是“枝節問題”

，有違學會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認為這兩個運動同改造中國的根本目的並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條件，這“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權宜之計，決非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在推動自治運動的同時，毛更重要的工作在為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建團、建黨作準備。

如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組織進步青年去蘇俄留學；尤其是創辦了文化書社，為湖南的新文化運動補課。在這些公開工作之外，他同陳獨秀有直接聯絡，陳委託他在湖南負責建團和建黨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夏，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開了五天會，就關於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方法，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出現革命和改良兩種極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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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早年的道路５１

的意見。蔡和森為首的多數，贊成走俄國的道路，立即組織共產黨，並將情況通告國內，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毛於１２月覆信，完全贊同蔡的主張。

到１１月，湖南發展的第一批團員已達十來人，１９２１年近４０人，是全國團員較多質量較好的省份。新民學會經過三年的發展和實際鬥爭，１９２１年新年大會之後，多數會員贊成馬克思主義和走俄國革命的道路。

這樣，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學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兩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學會７４個會員中，早期的中共黨員共３１人。

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經歷過三次思想論戰，即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駁倒羅素、張東蓀等反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這三次論戰，毛澤東都先後經歷了。在湖南關係較大的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不把他們爭取過來，就難以開展工人運動，因為他們１９２０年就組織了工會，在工人中有較廣泛的影響。

在建黨的同時，毛澤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負責人的身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在湖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當時穿長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識界人士，脫下長衫（或穿著長衫）到工人中去進行活動，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之舉的革命行動。工人、農民都是舊社會的下層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層人看不起的“賤民”。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當時主要還是在社會的上中層人士中進行，還沒有同廣大工人和農民發生直接關係。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都是在教育界任職的“有身份”的人，現在去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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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毛澤東早年的道路

人交朋友，領導工人罷工，需要克服多麼大的社會惰性阻力。

在最初人手少時，毛自己擔任過八個工會的秘書，幾次到安源瞭解情況，而且常直接領導工人的罷工鬥爭，尤其是親自當工人代表，同趙恆惕政府當面作說理鬥爭，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膽識。然而他們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動社會的輝煌勝利。

１９２—１９２３年，湖南工人運動有很大的發展，包括全部產業工人，共組織了２０多個工會，取得了全部罷工鬥爭的勝利，特別是安源大罷工的勝利，成為全國一面勝利旗幟。毛澤東擔任了全省工會統一組織的首任領導人。在全省工團聯合會的領導下，工人除為爭取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保障工人基本權利進行鬥爭外，還積極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工人運動中培養了大批幹部，發展了黨的組織。

在１９２３年“二。七”罷工後，全國工運處於低潮時，只有湖南工運在繼續發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１９２５年９月發生軍閥派軍隊鎮壓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大慘案後，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曾總結了當年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主要教訓：由於罷工的勝利，工人在政治、經濟上的權益得到改善，“由此我們產生了和平麻痺觀念，對可能發生事變，缺乏警惕性”。同時“不懂得在合法條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幹部應和做公開工作的幹部分開，要有一、二線的區別。”

毛澤東在求學時期，就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