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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是有階級性的,孔孟都是站在當時統治階級的立場來看待義理的。但是作為一種意志的概念,所謂“浩然之氣”
,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所謂“大丈夫”氣質,自有其積極的含義,因此,歷來為中國人民,也為批語的作者所借用,作為同壓迫和困難作鬥爭時的一種高尚品德。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徹底反對孔孟封建倫理的思想,雖然同《新青年》完全一致,但是他並沒有採取形式主義的態度,並不拒絕從四書、五經等古籍中吸取某些有用的東西,而是一貫主張古為今用的。
當時廣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新青年》的影響下,所接受的個性解放思想,多是追求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幸福,而且多妄自尊大,傲視一切,看不起群眾,脫離社會政治現實。青年毛澤東卻與此根本相反,如上所引批語,他雖然如此極端強調個人的作用,卻完全排除了一切狹隘的個人利慾,而是為達到這樣的目的,“即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聯絡到新民學會成立時的“五不”之戒,決非消極的防戒修身,他所追求的“最高”——自我最高理想,是同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緊密相聯的,是追求宇宙真理,探尋救國大計,是實現理想高於一切。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充分的現實精神,對周圍世界從來採取最積極的態度,強調實質的利他,強調實踐為重,“實踐至善”。
關於道德問題,毛很贊成書中這樣的說法:“然則道德與義務之所以重要,豈非以其於小己及全社會具足之生活所不可缺者乎?”批曰:“此義極精,可謂倫理學一大發明。”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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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何者為利,何者為害,誠待經驗而後知。
而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則於未經驗之前,固已知之。“泡爾生這是說,利害屬於現實的範疇,是客觀的,而善惡屬於道德的範疇,是先驗的,分明顯出唯心論的色彩。批語道:”殊未必然。“為什麼呢?
“善惡生於利害,利害生於快苦,快苦生於生死,生死生於成毀,成毀生於吸拒,吸拒生於小大,小大生於有無,有無生於心理。”
“善惡生於利害”
,就是認為道德並不是什麼先驗的東西,它的根源在於客觀的物質世界之中。這表明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比泡爾生有更多的唯物論思想。
原書說:“道德何以必隨時代而不同,既已隨時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無失其為道德,此則雖聖哲猶難言之。”批語道:“此並不難言”
,“道德因社會而異,因人而異。”
原書在一處地方引述了叔本華的兩個意見,一個是“自然之人類,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與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則必以自保為第一義,而世界之滅亡,有所不顧。”一個是“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者也。”批語道:“叔本華之說,吾亦不謂然。”這樣反駁第一個觀點:“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又進一步發揮說:“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至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
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對於第二點,反駁說:”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觀之道德律;獨立所有者,主觀之道德律也。
吾人慾自盡其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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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故客觀之道德律亦系主觀之道德律。“
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毛所受影響是很雜亂的,所謂“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豈不就是貝克萊的著名命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嗎。
在沒有認識到階級鬥爭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時,先進的思想家往往將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對立消長,同人類社會的進步相聯絡。從以下這些批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那時論到善惡問題,具有動機與效果統一的觀點,是一個何等務實的人:“非某事之本體有超然之善,乃因其與生活有關係故云善。”
“於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