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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忽視主觀能動性。

我們對孔子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

關於中庸問題，“‘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

然後信中從《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議論開去，認為朱熹的註解大體是對的，“但‘兩端’不應單訓為‘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應說明即是指的‘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不過，”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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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７３

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關於孔子的道德論，知仁勇“三達德”

，信中說：“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

“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

，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

毛澤東完全是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觀點，來批判兩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

，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論語》中出現百次以上，其含義寬泛而多變，孔子自己的講解也有歧義，前後並不一致。這確是被後人“鬧得一塌糊塗”的，人們常常各取所需，見仁見智。如孔子講“仁”原是為了釋“禮”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

“孝”與“悌”

是古代氏族血緣關係和等級制度形成的觀念形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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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宗法統治體制“周禮”的核心。那時，家國無甚區別，忠與孝也是一體。儒家為了維護周禮，就創構了從“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內聖外王”之道，這也是當時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後來孟子一味講“以修身為本”

，強調內“仁”的內省修養。荀子生於戰國時代，雖本於“仁義”

，卻大講“軍旅”和“刑政”

，並稱“禮”與“法”

，更致力於客觀外界的改造。從此儒學分為“內聖”

、“外王”兩途。

於是後來有漢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為的孔子。如孔子並無禁慾思想，宋代程朱理學家卻硬將“仁”變成“存天理滅人慾”。但不論怎樣變化，孔子“仁學”的基本思想，幾千年來總是統治著人們，成為一種久遠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毛澤東一生強調“造反”和“鬥爭”

，老而愈堅，明確反對過“行仁政”和“下罪己詔”。革命勝利前夕，還把歷來被儒家尊為聖人的伯夷、叔齊稱作“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開小差逃跑分子。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甚至大批特批劉少奇的“黑修養”

（此文在延安時為“整風學習檔案”之一）。

這固然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但“造反有理”

、“階級鬥爭”

無所不在的思想，實難同“敬天法祖”

、“仁民愛物”

、“道中庸”

、“致中和”為主旨的儒家教條相調和。事實上，從屬文到談話，毛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