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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帶著傾慕之心的。

孔子的學說，經過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學家程朱陸王的發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顏習齋早指出過這一點。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實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誠如李大釗說的：“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本身，乃掊擊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①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漫長、曲折艱苦鬥爭的道路上，雖然馬克思列寧主義已成為毛澤東觀察形勢決定政策的指導理論，但如前所述，他並沒有忘記孔夫子，自幼熟讀理解的孔孟學說，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仍舊是結合著時勢的需要，而隨時古為今用的。

為抵制“左”

傾教條主義的照搬照抄，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１９４２年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又談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說的學習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要“不恥下問”

；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講話中是常常引用的。總觀毛澤東的著作中，對孔孟儒家學說有許多肯定的引證，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馬克思

①《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見《李大釗選集》第８０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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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歷史主義的態度。

特別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正式號召全黨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要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針對”左“

傾教條主義者的頑症說道：“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為了響應研究歷史的號召，１９３９年間，陳伯達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學思想，寫出長篇論文，先後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發表，這三篇文章都送毛澤東審閱過。

在１９３９年２月間，毛在致陳的一封信和致張聞天的兩封信中，關於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學思想，就總的看法和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從而可以瞭解他對儒墨二家學說熟悉的程度，對孔子的一分為二，對哲學上根本問題的關切，以及對“三達德”的解釋賦予新義。毛澤東是政治家，又正處在同國民黨蔣介石作鬥爭的抗戰相持階段，因此總免不了用政治語言來談哲學問題，用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來比喻古代的事情（這也是他接受階級鬥爭學說後的長期習慣）。

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談的範圍了。

關於《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給陳伯達的信開宗明義道：“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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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來了“。

“題目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信中談到“中庸問題”

，雖然語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

給張聞天的兩封信都是談孔子的哲學思想。關於名實問題，從所引“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論語。

子路》）說來，認為孔子的思想體系是觀念論：“‘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為主，我們則是實為主，分別就在這裡。又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