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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筆者在秦城八年，長期手頭只有《毛選》四卷，曾就此作過一個粗略統計，這些成語典故來源於古籍的：３０條以上者有《左傳》，２０至３０條者有《論語》、《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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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漢書》、《朱子語類》等，其他１０條左右者有《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詩經》、《晉書》、《尚書》、《老子》、《易經》、《國語》等。
由上述各種事實可以看到，毛澤東從學生時代開始，終其一生同他的老師一樣，極其重視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當年他並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現出來的全盤西化的觀點，而主張批判地對待中西文化，兩者如何取長補短；同時強調要研究國情，透過改造哲學和倫理學來改造思想，改造現實。
這種可貴的思想特色，同他後來的反對“本本主義”
、反對“左”傾教條主義；同他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同他在延安的整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都是一脈相通的；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
，更是一脈相通的。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談毛澤東早年的情況。他第一次到北京後眼界大開，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潮。狂飆驟起的五四運動更是一大沖擊，使他對孔孟學說的看法發生急促的轉變。這在他主辦的以傳播新思潮為職志的《湘江評論》創刊號（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
《創刊宣言》說：“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統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麼是真理。”
最後大聲疾呼：“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
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在兩篇只有三兩句話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為的維護孔子尊嚴的可笑。廣州修馬路，要拆毀明倫堂（孔廟大殿）
，康有為打電報給政府，指為“侮聖滅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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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遊各國，未之前聞“。短文中說：”遍遊各國，那裡尋得出什麼孔子，更尋不出什麼明倫堂。“康電報中還說：”強要拆毀，非民國所宜。“短文中說：”這才是怪！難道定要留著那‘君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國所宜’嗎！“
接著，７月２１日出版的“臨時增刊”第一號上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首先對自己曾經接受過的戊戌變法以來的維新思想，子以徹底的批判：“那時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師夷長技以制夷）
；“是空虛的思想”
，“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
：“是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
，“中國的禮教甲於萬國”
；“是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
，“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甚至盛倡其‘學問要新道德要舊’的謬說，‘道德要舊’就是‘道德要從孔子’的變語”。對健學會的“公約”中有“自由討論學術”
一條，極為稱讚：“很合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人類最可寶貴、最堪自樂的一點，即在於此。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中國什麼‘師嚴而後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
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澤東從北京往上海途中，這時他已經進一步接觸馬克思主義，很想走俄國的道路，但還是中途下車，到曲阜遊覽了孔子的陵廟和故居。
此事在他記憶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諾談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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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所住的小鎮。
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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