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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現，對向“象徵”君主制的轉換也沒有產生影響。但是，麥克阿瑟為挽救裕仁不作為戰犯受到審判而採取的特殊手段，對於日本人對戰敗的認識卻帶來了持久的、深刻扭曲了的影響。

在東京審判開庭的前幾個月裡，麥克阿瑟的高階將官們一直在忙於將突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歸結到東條英機將軍的身上。東條的陸軍同僚們也在這樣做。早在9月份，當聽說要逮捕他時，東條曾嘗試自殺。在他身體復原時，他的前下屬再次向他傳言，他必須為保護天皇而活下去。東條接受了，並希望透過揹負全部失敗責任的方式接受恥辱。既然他的供詞至關緊要，或者是免除裕仁的責任，或者是將裕仁牽扯進去，因此就必須有所準備，不能靠運氣行事。

很顯然，是考特尼·惠特尼少將最先意識到東條有關天皇戰爭責任供詞的問題的。據東條的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說，在東條開始為審判準備供詞之前（估計在米內及其翻譯與費勒斯會見之前），惠特尼就告訴米內說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總統“希望以天皇不承擔責任的方式保護‘國體’”。但是在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派”反對這樣做。東條在回答美國質詢官時，既可以某種程度上慫恿天皇的反對者，也可以幫助控制局面。惠特尼的話反映了麥克阿瑟對來自美國國內，任何對佔領實行干涉的過度敏感，也反映了麥克阿瑟打算利用東京審判作為他達成和平的手段的意向。

米內向鹽原律師傳達了這次談話，鹽原承諾在幫助東條設計辯護時會考慮到美國公眾的意見。隨後，在供詞和法庭作證中，東條都遵循了日本政府關於天皇在1941年所起作用的官方見解：即只有被天皇委以權力的輔弼者應對當時的決策承擔責任，“由於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沒有其他的選擇，天皇不得不批准”開戰。

數年後，東條的辯護顧問披露，當時，惠特尼、米內甚至首席檢察官都在向東條施加壓力，要求他按照麥克阿瑟所希望的那樣作證。另外，裕仁曾給東久邇親王打電話，查問事情的進展。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國際法庭起草憲章

1945年12月6日、7日，當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Ｂ·基南及其助手聚集東京，為組建由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ＩＭＴＦＥ）和國際檢查局（ＩＰＳ）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局面。ＧＨＱ剛剛開始四處活動，命令日本政府儲存好可能與戰爭犯罪有關係的官方機密檔案。由於佔領是透過日本政府間接實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為止，ＩＰＳ官員都未能調查政府各省的檔案記錄。

更為重要的是，基南瞭解到麥克阿瑟遵照9月12日來自華盛頓的政策檔案和10月6日基於此檔案而制定的聯合參謀部的指令，為國際法庭起草了憲章，並設立了一個統一的檢察機關（ＩＰＳ）。政策檔案（ＳＷＮＣＣ　57／3）限定了ＩＰＳ的許可權範圍，並將所有刑罰的“承認、減刑或變更權力”交給麥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後一節，即第17項，指示他，沒有華盛頓的明確指令，“不要採取反對將天皇作為戰犯的措施”，從而為起訴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華盛頓的命令下行事，同時還要作為一個國際公務員、作為簽署了投降文書，現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檢察官的同盟國的代表履行職責。麥克阿瑟的雙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審判的複雜性。這使得法庭權威的本質變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告方斷言東京審判事實上是美國的審判。

1946年初，宮內省的資產被凍結，人員被削減，情報來源也受到了限制。為了讓裕仁及其顧問們對即將到來的戰犯審判做有效的計劃，需要開發新的情報來源。為此，松原康昌藉助了戰敗後仍在復員省法務局繼續活動的原陸軍省秘密研究組的專門知識。研究組組長松谷誠大佐參與過戰時的計劃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兩位陸軍大臣以及鈴木首相的秘書。松谷曾試圖透過木戶的秘書向天皇表達既然戰敗必至就應馬上講和的請求，但是沒有成功。現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對戰犯的嚴厲審判，松谷和他的小組正在研究減輕損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們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以此開始了他們的活動。會議的參加者是來自私立和國立大學、東京銀行、外務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時出席並對會議的客觀性做出重大貢獻的還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平野義太郎和政治學者矢部貞治。平野義太郎，儘管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又是大東亞戰爭的堅定支持者；而矢部則長期以來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