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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道：“對這種公正的方法持反對意見的只是少數詭辯不能將審判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問題在於本質。審判的純潔度在於其目的，而不是細節。戰爭的規則和軍法在道義的嚴格界限內實現正義時總是具有充分的彈性。”④

麥克阿瑟批准了兩人的死刑判決，之後寫道：“其餘的此類美國案件已由東京國際法庭作出裁決。”對他來說，美國軍事委員會與國際戰爭犯罪法庭似乎沒有什麼不同。⑤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突襲珍珠港

費勒斯准將在為ＣＩＡ的前身、戰略情報局（ＯＳＳ）工作了一年後，於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麥克阿瑟在澳大利亞的西南太平洋陸軍司令部。與麥克阿瑟同機到達日本的費勒斯立即開始工作，保護裕仁不因他在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費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確認他在戰時搞的宣傳計劃的效果，同時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訊。

費勒斯對大約40名日本戰爭領導人進行了私人審問，其中許多人後來被指控為最重要的Ａ級戰犯。他的審問主要集中在5個月的期間內——1945年9月22日到1946年3月6日——在東京的巢鴨監獄透過兩名翻譯進行的。費斯勒的活動提醒了所有主要戰犯嫌疑人意識到ＧＨＱ特別關注的事情，為他們調整各自的說法以免天皇受到指控提供了可能。⑥因此，在檢察官為審判這些人收集可使用的證據的同時，費斯勒無意間為嫌疑犯們提供了幫助。很快，檢察官就發現戰爭領導人的供述內容實際上是相同的。即天皇英勇地採取行動，獨立自主地結束了戰爭。這個主題（檢察官們並未告知）正好與費斯勒的目標——證實他自己的對日宣傳運動的有效性——相吻合。

同樣；1945年9月下旬到12月，由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ＵＳＳＢＳ）的文官和軍人進行的調查訪談；　為日本戰時領導人保護裕仁提供了幫助。調查團的目的是評估空襲在日本決定投降上的效果，特別是原子彈的影響。ＵＳＳＢＳ成員也試圖瞭解日本戰時政治體系的運作方式。不用說，日本高層的政治和軍事領袖，如木戶內大臣、前總理大臣近衛、米內、鈴木貫太郎、鈴木的秘書迫水、木戶的秘書松平康昌以及海軍少將高木惣吉，將他們與調查團的接觸視為保護“國體”的一種手段。他們回答問題時表現得極為配合，成為描述投降過程的主要證據來源。另外，他們還利用對自己的問訊影響了美國關於裕仁在結束戰爭時所起作用的官方看法。⑦

在結束了對被指控人的私人審問的同一天，費勒斯傳喚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他在第一生命保險大廈的辦公室。米內一直到最近都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曾經見過麥克阿瑟。⑧1946年3月6日，米內和翻譯溝田主一來到了費勒斯的辦公室。他們被告知一些同盟國國家，特別是蘇聯，要求把天皇作為戰犯進行懲罰：

作為對策，最好由日本方面證明天皇是完全無罪的。為此，即將到來的審判是一次最好的機會。特別是應當讓東條在審判中承擔全部責任。

也就是，想讓東條這樣說：

“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即使陛下反對與美作戰，我決心已定，要強行推動戰爭。”⑨

米內大將表示他當然同意這個安排。證明天皇無罪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東條和島田承擔所有責任。“而僅就島田而言，我確信，他已經做好了承擔全部責任的準備。”⑩

米內對島田大將的信心是有根據的。幣原政府一直在貫徹其為天皇免責的政策，並已透過橫濱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獲得了島田同意承擔開戰責任的保證。顯然，還沒有從東條那裡得到類似的保證。

兩個星期後，溝田對3月22日與費勒斯的第二次會談作了備忘錄。

談話與對米內大將的內容大致相同。美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非亞美利加思想的倡導者是國務卿伯恩斯的最高顧問COHEN（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幾天前我對米內大將說的那番話，正像那時我說的那樣，自己不是天皇的崇拜者，所以天皇制的存廢自己並不關心，但如果讓作為麥克阿瑟的合作者、幫助他能順利地實施佔領統治的天皇接受審判，對麥克阿瑟在本國的處境是非常不利的。這就是我提出那樣要求的理由。

（向宮內省寺崎問）“那天我對米內大將說的話，已經跟東條說了嗎？”

費勒斯露骨的反猶太主義（就像他和麥克阿瑟對富蘭克林·Ｄ·羅斯福、新政和所有自由主義者懷有厭惡一樣），以及他和麥克阿瑟向日本領導人傳達的褊狹的信念，在新憲法草案中都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