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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與會者的結論是，在美國佔領期間，大約用兩年的時間，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就會穩步地向好的方向發展。隨著蘇聯對思想混亂狀態的利用，關於君主制的爭論將會逐漸加劇。

會議的最終報告強調了在各個地區既要傳播又要控制“協同民主主義”的必要性。如果將天皇作為“向心力”和“象徵”保留下來——換言之，作為對日本社會非理性、傳統的一面讓步的話，則任何民眾意識範疇的現實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這樣的假定一點也不過分。戰犯審判將成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後進行交易。與法官及控辯雙方律師的友誼將得到培養。辯護的方針將強調軍隊對戰爭的獨自責任，任何有觸及裕仁的責任暗示都將不被允許。審判將被用來維護和保衛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為被告個人的辯護都將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無法確定裕仁能否逃過審問——或是作為證人或是作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個助手開始著手幫他進行辯護的準備。當時，日本媒體充斥著關於戰爭審判的猜測，認為起訴將主要集中於把戰爭擴充套件到美英方面的責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親信們感到有必要主要針對英美開戰問題，而不是他在中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辯護。麥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問題由新任命的宮廷和ＧＨＱ之間的聯絡官寺崎英成傳給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國人，交戰的幾年間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費勒斯准將的親戚。助手們向天皇提出美國方面的問題，然後又把他的回答記錄下來。

口授會議進行了5次，用了8個小時。然後，寺崎用鉛筆記下了這份長長的速記謄本的某些部分，速記謄本主要是以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週一編集和遴選的記錄為基礎。寺崎的記錄日期是6月1日，東京審判已經開庭了近1個月。更長的口述文字，最初題名為“昭和秘史回顧錄”，稻田的記錄就參照了這份文字，對這份文字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續到6月末。之後，這份文字被更名為“天皇談話錄”（聖談拜聽錄），不過寺崎沒有再參與而且也許他連見也沒見過它。

第四部分：東京審判昭和秘史

1945年12月6日、7日，當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Ｂ·基南及其助手聚集東京，為組建由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ＩＭＴＦＥ）和國際檢查局（ＩＰＳ）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局面。ＧＨＱ剛剛開始四處活動，命令日本政府儲存好可能與戰爭犯罪有關係的官方機密檔案。由於佔領是透過日本政府間接實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為止，ＩＰＳ官員都未能調查政府各省的檔案記錄。

更為重要的是，基南瞭解到麥克阿瑟遵照9月12日來自華盛頓的政策檔案和10月6日基於此檔案而制定的聯合參謀部的指令，為國際法庭起草了憲章，並設立了一個統一的檢察機關（ＩＰＳ）。政策檔案（ＳＷＮＣＣ　57／3）限定了ＩＰＳ的許可權範圍，並將所有刑罰的“承認、減刑或變更權力”交給麥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後一節，即第17項，指示他，沒有華盛頓的明確指令，“不要採取反對將天皇作為戰犯的措施”，從而為起訴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華盛頓的命令下行事，同時還要作為一個國際公務員、作為簽署了投降文書，現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檢察官的同盟國的代表履行職責。麥克阿瑟的雙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審判的複雜性。這使得法庭權威的本質變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告方斷言東京審判事實上是美國的審判。

1946年初，宮內省的資產被凍結，人員被削減，情報來源也受到了限制。為了讓裕仁及其顧問們對即將到來的戰犯審判做有效的計劃，需要開發新的情報來源。為此，松原康昌藉助了戰敗後仍在復員省法務局繼續活動的原陸軍省秘密研究組的專門知識。研究組組長松谷誠大佐參與過戰時的計劃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兩位陸軍大臣以及鈴木首相的秘書。松谷曾試圖透過木戶的秘書向天皇表達既然戰敗必至就應馬上講和的請求，但是沒有成功。現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對戰犯的嚴厲審判，松谷和他的小組正在研究減輕損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們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以此開始了他們的活動。會議的參加者是來自私立和國立大學、東京銀行、外務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時出席並對會議的客觀性做出重大貢獻的還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平野義太郎和政治學者矢部貞治。平野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