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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是上海的鉅富；二、曹家出　走損失不菲。 當時曹家還不認為就蒙受了什麼損失，他們只是避避戰 亂。以前也曾有過北伐、日侵等戰事，曹氏家產仍姓曹，僅破損了一　些罈罈罐罐而已。 曹文錦回憶道： “當初，我們只想著來港避風，為了使屬下職員安心，我們（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營業，房地產、珠主以及股票都沒有出售或帶走，只隨身帶了10　萬美元現金和一些珠寶，希望局勢穩定後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無獨有偶，趙家來香港的初衷與曹家相同，數十年後，趙從衍回憶南　逃的情形： “當時形勢十分混亂，我最初只把香港當作庇護所，逗留半年便會返　回內地，但內戰結束後，反觀香港卻有作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為根據地。” 趙從衍帶出的唯一家當是國星輪。國星輪3500噸級，是當時比較大的　海輪。趙從衍便把國星輪當主，作為家庭賴以生存的唯一財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說趙從衍是個聰明人，帶來一筆“會走動的資產”，　來到香港便衣食無優。 和所有來港的上海人一樣，趙從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為了攬貨，　趙從衍把運費壓低，卻又遭到同業的譴責。趙從衍見逃港的上海人愈來愈　多，估計一時難回上海，便在港莊冊一間華光船務公司，僱用一名粵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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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幫他攬貨。 真正使華光船務突飛猛進的，是朝鮮戰爭爆發、海上禁運。由於戰爭，　各方急需各種物資，而禁運，把運費抬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至內地及　朝鮮的每噸貨物運價竟達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噸貨物運　價只有10—20美元（視貨物類別而異）。當年的150美元，相當於今日的1500　美元，兩者運價懸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鈔機”——當年為朝鮮戰爭運載貨物的船主、貨主均這　麼說。 然而，利潤大，意味著風險大。港府執行聯合國決議，對內地及北朝　鮮實行禁運，要闖過香港海關這一關，已是不易。過臺灣侮峽，國民黨軍　隊為防解放軍攻打臺灣，在海峽布水雷。愈接近遼東半島和朝鮮，危險愈　大，若遇到美國巡洋艦，不是被扣留，就是被擊沉。 船毀人亡、為之破產的船東大有人在。 國星輪跑過短暫的險程，盤滿缽滿的趙從衍便適可而止，開闢至日本　橫濱的航線。朝鮮戰爭使日本經濟絕處逢生，由於地理的原因，日本成為　美軍的後方基地，日本產業界獲得大量的戰時特需訂單。日本工業化路子　與香港一樣，都必須依賴海外的原料市場。遠東大鬧船荒，國星輪不愁貨　源，運費雖比跑“險程”低，盈利仍十分豐厚。 趙從衍把盈利投入購買二手船，漸漸擁有一支可觀的船隊。到50年代　未，華光船務到日本訂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 隨著船隊的龐大，趙從衍漸漸放棄全船攬貨經營的單一方式，將一部　分船隻租賃出去。趙從衍的做法是：假設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1000萬，每　月連本帶息要還50萬，但月租金收入有100萬，除了還本息，還有錢賺，大　約兩年賺回一條船。 趙從衍對賺錢錙銖必計，精打細算。他說： “政府規定船隻必須每年入船塢接受檢查一次，若船員在船隻進入船　塢前便維修妥當，船隻留在船塢的時間便可由兩星期減縮為7天。節省了7　天，便等於多賺了錢，這便是我當船主的生財之道。若船又出了毛病，租　船者便不肯再租，若能準備精幹的工程人員解決出現的毛病，讓船隻得以　繼續行駛，問題便可解決。” 華光一日千里，從60年代起，趙從衍成為香港同時也是世界華人三大　船王之一。他與另兩大船王董浩雲、包玉剛交情甚厚。他們起初都經營散　裝貨輪，後來逐漸分化。董氏的東方海外專營貨櫃，為他旗下公司的重點，　同時不放棄油輪與散裝貨輪。包氏的主力是油輪，散裝貨輪也頗龐大。趙　氏一直把散裝貨輪為重點，只有少量的佃輪。 有人問，是不是上海船幫訂了君子協議。趙從衍解釋道：“這不可能，　私交歸私交，生意歸生意。在商言商，誰也不會在重大利益上讓步。但每　一家的條件與設想不同，結果也不同。” 由於中東戰爭，油輪是盈利最大的生意。關於這一點，現任華光航業　董事總經理的趙世光，答記者提問時有這樣一番解釋： “任何會走動的東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