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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府參軍處參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廣州起義時，他率敢死隊攻下了廣州市公安局，後擔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個頗為精明能幹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上海被捕，死於龍華刑場。

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分管軍事工作，所以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來之手。“二月來信”便是由周恩來起草的。楊殷死後，各地紅軍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寫“二月來信”時，周恩來對紅四軍的情況不清楚。他希望能夠得到紅四軍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朱、毛：“潤之、玉階兩同志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中央討論問題。”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收到輾轉傳遞而來的毛澤東的四月五日來信。看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實有許多不妥之處。周恩來是個謙遜的人，他接受毛澤東在信中提出的批評：“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討論毛澤東四月五日的來信，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說“二月來信”是“有些毛病”。周恩來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處派一個得力的人”前來中共中央，以便詳細研究制定關於紅軍的方針、政策。就在周恩來用藥水寫的密件剛剛交給上海的交通員時，在福建龍巖，毛澤東落選了，離開了紅四軍。這時的紅四軍改為縱隊編制，軍之下轄三個縱隊，每縱隊人數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縱隊留在閩西。朱德率二、三縱隊向閩中進發。紅四軍失去了毛澤東的領導，五花八門的思潮開始登臺：有的只是熱心於“走州過府”，不願建設根據地；有的要搞極端民主化，搞絕對平均主義；有的要求進攻大城市，以求擺脫山區的艱苦生活朱德率部進入閩中，八月下旬，在永春縣福鼎村吃了敗仗，損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枝槍。朱德當即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認為進軍閩中不妥，決定回師閩西。

就在這時，紅四軍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派一個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區軍事聯席會議並彙報工作。派誰呢？毛澤東正在病中，朱德軍務在身，此事非陳毅莫屬。於是，“陳老總”喬裝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樣，和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一起出現在廈門。他在那裡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彙報，然後取道香港，踏上駛往上海的輪船。

李立三對毛澤東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稱：“朱毛是革命農民之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布林什維克》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代表中共中央發給賀龍的指示信中，也強調應學習朱毛的游擊戰術經驗。李立三和陳毅都曾去法國勤工儉學，是老熟人，相見甚歡。李立三隨即約了周恩來，跟陳毅見面。八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聽取了陳毅的彙報。陳毅的彙報後來寫成了《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文，發表於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第一期。陳毅的彙報，使中共中央對於“朱毛軍”有了清楚的瞭解。

陳毅的彙報，分“四軍的歷史”、“四軍的組織及訓練”、“四軍的近況”、“結論”四部分。《中央軍事通訊》編者曾為陳毅的彙報加了如下編者按：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以一目瞭然。從他們幾個時期的歷史來看已經很可以明瞭他們兩年來是在怎樣的艱苦鬥爭，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飢不得飽”的時候，還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萬武裝工農擁護”（見毛澤東來信）的鞏固基礎！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如他們的編制，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供給開支的原則（官兵經濟平等，開支絕對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彙報之後，決定重新起草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以解決紅四軍內部產生的明顯分歧。政治局委託李立三、周恩來和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專門研究紅四軍問題，起草中央指示信。這樣，李立三、周恩來、陳毅這三個留法學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聲地討論著。陳毅詳細地介紹了中共紅四軍“七大”所產生的種種分歧。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討論，由陳毅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九月二十八日經中共中央同意透過，史稱“九月來信”。“九月來信”主要是周恩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