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1/4 頁)

正在這“紅旗躍過汀江”的時候，毛澤東又經歷了一番政治危機：毛澤東失去了他最為重要的職務——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那時，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前敵委員會書記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毛澤東失去了這一職務，意味著他失去了對紅四軍的領導權！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　有人指責毛澤東搞“家長制”，要求更換前敵委員會書記的人選打從中共中央“二月來信”在紅四軍中傳達之後，便有人利用“二月來信”要求朱、毛離開紅四軍，希望毛澤東交出軍權。

五月，剛從蘇聯回來的劉安恭，出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他對情況很不熟悉，軍內不服，引起黨與軍隊之間的關係緊張。這樣，紅四軍內出現反對中共領導軍隊的傾向，反對前委集中領導軍隊的傾向。六月八日在閩西長汀白沙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決定取消臨時軍委。這樣，反對毛澤東的呼聲，越發高漲。

於是，在紅四軍內部，對於紅軍的領導方法和建軍原則，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就連朱德和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並不一致。爭論的焦點是究竟在紅軍中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還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澤東的領導，被認為是“家長制”。激烈的爭論導致了匆忙召開中共紅四軍“七大”。由於朱德是爭論的一方，會議由陳毅主持。匆忙的會議導致了草率的結果：在重新選舉前敵委員會書記時，毛澤東落選了！誰被選為前敵委員會的新書記呢？陳毅！於是，毛澤東被調離部隊，帶領譚震林、蔡協民、江華、曾志等到中共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住在上杭縣蛟洋。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被迫離開由他一手建立的紅四軍，比上一回被“開除黨籍”更為嚴峻——因為他被“開除黨籍”之後，畢竟還擔任師長。

禍不單行。福建山區的瘧蚊，也猛烈地攻擊了毛澤東，使他患上惡性瘧疾。在缺醫少藥的那個年月，毛澤東一病數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線上！他一會兒如同步行在酷熱的撒哈拉沙漠，一會兒又如同跌進北極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在閩西山區，弄不到這種藥，於是派了兩個地下交通員到上海為毛澤東買藥。在歸途中，其中一個地下交通員被捕，掉了腦袋。另一個地下交通員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把白色的奎寧丸送到毛澤東手中——這時，毛澤東已被瘧疾折騰得死去活來！落選和患病，這雙重打擊把毛澤東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這訊息輾轉傳到莫斯科，居然誤傳為毛澤東病死！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誤登訃告，說毛澤東在福建死於肺病，指出：“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中國的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好在毛澤東是一個豁達的人，能夠承受這雙重的壓力。後來，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這麼談及：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鍊。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不可能《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李立三　周恩來　陳毅在滬起草“九月來信”

今日的讀者，慣常以為毛澤東是周恩來的“上司”。然而，在當年，周恩來卻是毛澤東的“上司”。“二月來信”便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澤東發出的指示。那時的毛澤東，還只是一個“中層幹部”或“地方幹部”，周恩來則是“中央首長”。當時周恩來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這“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即今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長。中共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始重視軍事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在一九二四年首先設立了軍事部（亦稱軍事委員會），最初由張伯簡負責。十一月，便由周恩來任部長，足見周恩來在這一方面資歷之深。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軍事部”，由張國燾任部長。九月，便由周恩來接替張國燾，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由楊殷擔任新的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是孫中山的同鄉，於一九一一年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一七年任孫中山衛隊副官兼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