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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希望彭德懷率紅五軍前往瑞金會師。

就這樣，四月一日，兩軍會師於江西瑞金，毛澤東和彭德懷“第二次握手”！他們從一月十四日分手，不過兩個半月，兩軍都經歷了千難萬險，感慨萬分。彭德懷回憶和毛澤東、朱德見面時的情景：“午飯時，我和朱軍長、毛黨代表一起吃午飯。那時的午飯，各自用洗臉毛巾包一碗飯，到休息時就地吃，也沒有什麼菜，吃冷飯，喝冷水。”②《彭德懷自述》，第一百二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見面時，毛澤東向彭德懷錶示了歉意：“毛黨代表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你們留守井岡山。”②就在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商議未來大計之際，四月三日，從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送來的一封長信，掀起一番不小的風波。

那是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發出的指示信，信是寫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潤之，即毛澤東；玉階，即朱德。信的開頭寫道：“自六次大會新中央回國工作半年來幾次派人通訊給你們，始終未能得你們回信，莫不勝焦念。只是贛西特委在前兩月曾來一信說你們給中央來了一個報告為他們遺失了，而中央給你們信託他們轉的也同遭遺失”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產生的“新中央”寫來的，而且是半年來第一次能夠送到毛澤東、朱德手中的指示信。這封信，史稱“二月來信”。來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體的規定：“部隊的大小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為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多不要超過五百人。”“決不宜在任何時候豎起一個集中的目標給敵人攻擊。”這些來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當時很久未收到紅軍報告，不知具體情況。根據毛澤東這一年半以來實際鬥爭的經驗，這樣的分散兵力是絕不許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滅敵人。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達的指示，簡直是在亂彈琴！“二月來信”中還有一段，是要朱、毛離開紅軍，以減小目標。信的原文是這樣的：

中央依據於目前的形勢，決定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來中央的需要。兩同志在部隊中工作年餘，自然會有不願即離的表示，只是中央從客觀方面考察和主觀的需要，深信朱毛兩同志在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一方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不僅不會有更大的損失，且更便於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因為朱、毛兩同志留在部隊中，目標即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分編會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兩同志於來到中央後更將一年來萬餘武裝群眾鬥爭的寶貴經驗供（貢）獻到全國以至整個的革命。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後，不應圖於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對這樣的中央來信，毛澤東又一次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所言：“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那時，毛澤東所說的是那“喝米湯的”湖南省委瞎指揮；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裡亂髮號令。

毛澤東只得據理申辯，於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澤東在信的一開頭，就不客氣地指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

了。”

毛澤東寫道：

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儲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遊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②《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澤東強調，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是成功的經驗。至於要朱、毛脫離紅軍，毛澤東是這樣答覆的：

現在黨的指揮機關是前委，毛澤東為書記，軍事指揮機關是軍司令部，朱德為軍長。中央若因別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中央去年六月來信說派賀龍同志來視察，不知為何沒有來，現在從福建來交通極便，以後務望隨時派人來視察。②與此同時，彭德懷也給中共中央寫信。信是四月四日寫的，這是他頭一回給中共中央寫信。寫畢，他把信的原稿交給毛澤東，抄件交給地下交通員帶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