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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頭子手槍的逼迫下，先是開啟幾隻大木箱。開啟一看，箱裡盡是一些俄文書籍和雜誌，土匪們毫無興趣。他們的目光，集中在一隻小皮箱上。王稼祥鎮定自若地開啟那隻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國民黨銀行印行的紙幣，送給土匪們，又摘下手錶，送給土匪頭子。他說明自己是八路軍，沒有錢財。土匪見他和車隊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軍軍裝，就叫他們轉過身去。過了好久，背後沒有動靜。王稼祥回頭一看，土匪早已不見蹤影。幸虧王稼祥機智，在迪化把三十萬元美金轉移到大木箱裡，上面鋪了書籍，躲過了飛來橫禍。

自從受土匪驚擾之後，車隊加快車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機極度疲憊。車近延安時，王稼祥乘坐的那輛卡車的司機打起瞌睡來，車子一下子翻進溝裡。眾人大吃一驚，趕緊停車，跳進山溝，把王稼祥從車內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無恙，從地上拾起眼鏡，眼鏡也沒有摔碎！原來，那輛卡車翻下去時，正好有一棵大樹擋了一下王稼祥經過兩番“歷險記”（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對本書作者口述）終於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因為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以來，已經相隔四年多沒有開過中央全會，許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討論解決，尤其是王稼祥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中央決定由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要他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王明畢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從其他途徑獲悉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絕前來延安。他覆電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漢向他個別傳達，甚至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召開。王稼祥把王明覆電交給毛澤東看，經毛澤東同意，又以王稼祥名義，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到了這等地步，王明看了電報，不得不於九月十五日前來延安。這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九月二十九日起在延安召開。會議開了四十天，到十一月六日才結束。

王稼祥擔任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秘書長。會上，由王稼祥詳細傳達共產國際檔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頹然失色，從此失去他的“王牌”——來自莫斯科的“尚方寶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是毛澤東戰勝王明的會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而中共的這一領袖的更換，在當時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共產國際，又稱“世界共產黨”。須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宣佈自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袖的更換，照理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的。遵義會議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和紅軍處於危急之中，而當時又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不經共產國際批准而自己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也正是由於缺乏共產國際批准這一組織手續，毛澤東才一直讓張聞天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因為張聞天畢竟是在蘇聯學習過，受到共產國際直接培養。

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就大不一樣：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了最困難的境地，贏得了很大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一致公認，而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面臨王明的嚴重挑戰時，共產國際明確支援了毛澤東。從此，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儘管這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名義上還是張聞天。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高度評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起的作用：“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連王明也高呼“學習毛澤東”

一個特殊、顯眼的訊號從莫斯科發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支援。

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卸任回國的王稼祥及其繼任者任弼時，囑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