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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電四方面軍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指共產國際“七大”——引者注）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林育英十六日九時據考證，這“十六日”應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從電報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出面的，而且他“帶有密碼”，可以在陝北與共產國際直接通電報。密電碼是劉長勝帶回來的，他稍晚於林育英從莫斯科到達陝北，從此陝北與莫斯科有了電報聯絡。這樣，張國燾也就致電林育英，稱“黨中央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雖然張國燾仍堅持他那個“中央”是“黨中央”，但已願“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經過電報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線”，“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指共產國際代表團——引者注）”。這麼一來，張國燾不得不取消他那個“中央”。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他們（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於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這樣，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紅軍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賀龍、任弼時所率紅二、六軍團改編為紅二方面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於西康甘孜。接著，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的三大主力終於大會師，變成一支統一的軍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張國燾終於率紅四方面軍來到陝北保安。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保安的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率領學生隊伍到郊外歡迎我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會時一樣，站在學生們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個預先佈置好的講臺上，我們都發表演說，互致祝賀。我的演詞是強調對外抗日對內團結。那時我們所談論的，不是那些過去了的事，而是策劃未來。

會師之後，十二月七日，中革軍委調整、擴大為二十三人，成為紅軍最高指揮部，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國燾作了檢查，承認自己“是路線的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完全戰勝了張國燾。張國燾的錯誤被定為“右傾分裂主義”。此後，張國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雖口口聲聲承認錯誤，但實際上卻耿耿於懷。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黃陵之際，投奔國民黨。他隨身只帶警衛員張海一人。當張海發覺張國燾反叛中共時，不願跟他走。張國燾後來成為國民黨的特務，晚景淒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城養老院醫院。

林育英則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於延安，毛澤東、朱德親自為他執紼。毛澤東親筆為他的墓碑寫了“張浩同志之墓”六個大字。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神仙”王明從天而降

在戰勝了張國燾之後，毛澤東又面臨著一次嚴重的挑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機場戒備森嚴，人們不時仰視著黃土地之上的那頂藍天，希冀找到飛機的影子。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延安黨政軍要人，都在機場上佇立靜候。不言而喻，將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終於，一個黑點在天際出現，隆隆機聲響起來了。哦，一架蘇制軍用運輸機由遠而近，降落在機場上，引起了一片歡呼。飛機來自莫斯科。只是由於續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甘肅蘭州降落、加油。根據蘇聯政府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簽訂的協定，開闢西北航線，從蘇聯運輸軍用物資，幫助中國抗日。這架軍用運輸機是秘密地由蘭州飛來延安的。

從機艙裡走出一位個子矮小的人物，那雙高統、發亮的黑皮靴顯得格外醒目。他擺著一副領袖的架勢，在機艙門口站了片刻，頻頻向歡迎的人們招手，留下充分的時間給攝影記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陳紹禹）。自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慶樹在上海登上赴蘇海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