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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此人，也確實有點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潛入北京，策劃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洩被捕，為他贏得了英雄的聲望。接著，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孫中山病危之際，他代孫中山起草遺囑。在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他卻“容共”，讓武漢變成了“赤都”可是，汪精衛變臉了！他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十分形象地勾畫出他當時的見解：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正式通知鮑羅廷，解除他的顧問合同。這是汪精衛決心實行“消滅共產黨之法”邁出的第一步。

在這樣的時候，陳獨秀還在唸唸叨叨：共產黨“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歷史到了急轉變的時刻，陳獨秀終於從車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經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銳批判的陳獨秀，此時更是不孚眾望。他結束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生涯，“不視事”了！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經過，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主義史》中這樣寫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幾（和森於七月二日大發舊病，三日由國燾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注）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當時習慣把共產國際簡稱為“國際”。本書後文中還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蔡和森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順直省委作的報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經整理後全文發表於《順直通訊》第二期）。他報告中的這段話，是迄今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最清楚、最詳細、最權威的原始文獻。

令人費解的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怎麼忽地派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更奇怪的是，怎麼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蘇聯海參崴去“辦黨校”？莫斯科不是已經有一所培訓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山大學嗎？為什麼還要去海參崴再辦一個呢？即使再辦一個，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辦呢？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作出如此奇特的決定，其實是為了顧全陳獨秀的面子，讓他體面地下臺。因為陳獨秀畢竟是連任五屆的中共領袖，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不便直截了當地宣佈撤職。至於說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全然是“虛晃一槍”而已。誠如蔡和森所言：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及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黨史報告》，同樣道出了鮑羅廷的“秘密”：他宣佈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其實，更準確地說，在鮑羅廷的“手段”之下，陳獨秀的總書記之職“不光榮的結束”了。經中共黨史專家考證，作出這一決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陳獨秀停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從此，中共的第一任領袖陳獨秀下臺——雖然當時還只是“停職”，不是撤職。

新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五名常委之中，張國燾和李維漢是兩個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的，新增的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沒有瞿秋白——雖然他當時大有取陳獨秀而代之的趨勢。五常委沒有明確以誰為首。與陳獨秀同時被停職的，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誕生的翌日，便發表了與陳獨秀退讓政策明顯不同的《對時局宣言》，揭露了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已在公開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宣佈“決定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