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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赤色人物”從上海湧向武漢

像鐘擺似的，長江輪船從上游到下游，又從下游回到上游，來來回回，終年不息。

忽地，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開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湧向碼頭，往武漢的船票頓時成了搶手貨。船票價格暴漲。十天之後，由上海駛往武漢的幾艘輪船，前後由兩艘掛著米字旗的英國輪船護航，船票價格更是翻了幾個跟斗，連統艙票都漲到四十五元一張——比普通職員一個月的薪水還高。

雖說如此，但仍有許許多多“生意人”把船票爭購一空，匆匆登上長江輪船，前往武漢。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樣的“生意”，有的“買賣茶葉”，有的“開魚行”，有的據稱“賣水果”，還有的說是“販鹽的”。天曉得，武漢怎麼有這樣多的“生意”可做？不過，這些“生意人”大都文質彬彬，很多人戴著圓形鏡片眼鏡。剛上船時，他們“黃牛角，水牛角，各歸各”，似乎素不相識。

照例，長江輪船途經南京時，要靠岸上下客。這時，“生意人”們大都躲進客艙，上床悶頭睡覺。這時從碼頭上來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間鼓鼓囊囊，那不是錢包，而是“鐵傢伙”——手槍。他們用銳利的目光掃視著旅客們，竭力想從中查出“紅色人物”。可惜，那些“紅色人物”臉不紅、衣不紅，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樣。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輪船離開了南京碼頭，“生意人”們才漸漸活躍起來，踱上了甲板，三三兩兩地竊竊私語。也有個別的竟高談政治，說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話來這些“生意人”，便是“紅色人物”。據年已九旬的鄭超麟（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回憶，光是跟他坐同一條船前往武漢的共產黨重要人物便有陳紹禹（即王明）、李立三、羅亦農（即羅覺）、王荷波、陸定一甚至連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在這條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已和汪精衛一起秘密乘長江輪船西行，由滬抵漢。

這麼多的中國共產黨人（還包括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為什麼“定向運動”，紛紛由上海奔赴武漢呢？那是因為當時上海刀光劍影，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氣氛

上海，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舉行。此後，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層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腳在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不久，決定聯合中國國民黨，攜手共同反對軍閥。

中國國民黨也作出了友善的反應。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孫中山以總理身份擔任會議主席，提出並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此，國共兩黨結為盟友。眾多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共黨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點半，孫中山因肝癌不治，長逝於北京。隨後國民黨內兩雄並立：汪精衛成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最初，蔣介石沿著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軌道執行。一九二五年九月，當蔣介石作為東征軍總指揮率領兵馬從廣州出發，征討軍閥陳炯明時，他的東征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便是共產黨人周恩來。蘇聯顧問幫助他制定了周密的東征作戰計劃國共兩黨又攜手北伐。自從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起，一路勢如破竹。才三個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漢。

武漢，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就在這裡打響。自從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這裡便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隨即，國民政府遷都武漢。

蔣介石卻把他的總司令部遷往南昌，他想要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的提議遭到拒絕。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武漢聯合起來，跟在南昌的蔣介石相對抗。

在上海，共產黨有著頗好的基礎。在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領導下，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經過三十個小時的激戰後，全殲北洋軍閥部隊三千人和警察兩千人，佔領了上海。共產黨由此聲威大震。

蔣介石聞訊急急進軍上海，又迅即佔領南京。

蔣介石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糾察隊視為眼中釘。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時，上海在沉睡。一隊隊全副武裝、手臂纏著“工”字元號的人馬，看上去像工人糾察隊，卻突然襲擊了上海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的工人糾察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