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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出政權”的見解。記錄原文如下：

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即蔣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起義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當時的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顯要，然而他的這段話大有“眾人皆醉吾

獨醒”的意味，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

其實，毛澤東在一個多月前——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已經提過類似的意見：“不儲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則無辦法。”他主張“上山”，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毛澤東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後來他走的便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路、“上山”之路。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

中國在大動盪，中共在大動盪，中共領導層也在大動盪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頻繁地改選、換動著：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閉幕時選過一回，選出政治局委員八人，常委三人；才兩個來月後的七月十二日，又一次換班、改組，確定新的五常委；這一次，還不到一個月，就再一次換班、改組。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納茲在八七會議上是這麼說的：此會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可以選舉臨時中央局。羅明納茲帶來莫斯科新的指令，認為前任中共領袖陳獨秀犯右傾錯誤，在於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因此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羅明納茲指出：

我們可以說上海工人領袖的意識比中央的意識高百倍，他們的理論比中央的理論正確得多。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無論任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正確。

羅明納茲的意見，受到許多中共代表的贊同。

鄧中夏指出：

我們黨的書生氣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猶豫動搖，發生機會主義了。產業工人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工作說了好幾年，但未實行，大家總以為工人的政治觀點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識分子那樣開口數萬言。但我們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識比中央要高百倍。羅亦農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說：要將群眾意識作為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來作指導，這是很對的。任弼時說得更直截了當：

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實際工作的工人同志來作領導。老頭子可去莫。任弼時所說的“老頭子”，指的是陳獨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這樣，工人出身的工人領袖們，一下子備受重視，被列入中共新領導班子的候選名單。內中有：四十二歲的蘇兆徵，他是廣東香山縣淇澳島（今屬珠海市）人，從小在海輪上做工，地道的海員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三月，創立中華海員聯合總會。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另一名受到青睞的是二十三歲的顧順章，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菸草公司的事務員，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學德國，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還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歲的向忠發，湖北漢川人。論出身，此人“根子正”，“標準”的工人。他青年時期先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來做過水手、碼頭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擔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歷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他當選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並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於是，羅明納茲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他念道：“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七人”，“正式委員七人——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七人——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隨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名單。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跟瞿秋白預擬的人選頗多差別。根據會議記錄，最後的名單連同得票數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徵（二十票）、向忠發（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羅亦農（十八票）、顧順章（十七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