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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荷波（十七票）、李維漢（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時（十四票）；

候補委員——鄧中夏（十三票）、周恩來（十二票）、毛澤東（十二票）、彭公達（十一票）、張太雷（十一票）、張國燾（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數頗為耐人尋味。由於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強調了工人成分，蘇兆徵、向忠發一下子得了全票（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沒有參加投票，所以實際參加選舉的是二十人），超過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產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票數居末，全成了候補委員！

毛澤東的得票數與周恩來相同，並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數，中央的新領袖當是蘇兆徵或向忠發。

對此，羅明納茲作了如下說明：

至於指導（即領導——引者注）成分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做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指總書記——引者注）。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調查一下他是否能執行此新政策。

這樣，在八月九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三常委為中共新領袖。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名義上三人都是常委，實際上以瞿秋白為首。

從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閉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個月。這三個月來常委名單的三變，足見中共領導核心的大變動：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

在三變中唯一不變的是李維漢，一直擔任常委。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並載入了史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四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如今，召開八七會議的那幢房子設立為紀念館，坐落在漢口鄱陽街一三九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那是根據李維漢、鄧小平、陸定一認定後確證的。不過，一九八三年鄭超麟應邀去武漢時，卻認定鄱陽街的一二三號是原會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號的模樣很像。鄭超麟的記憶力向來是很不錯的。只是他的意見未被接受。

在八七會議的記錄中，任弼時曾說過一句話：“老頭子可去莫。”“老頭子”陳獨秀後來沒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鄭超麟等組織了黨內反對派，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國託派組織的總書記。此後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黨籍。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滋長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的動力。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

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上臺之後，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於九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裡“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這時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的近六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一萬多人。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熱，急於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貫徹他的“左”傾路線。

會議作出《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強調了暴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