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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是寬容的,有時則是很不寬容的。心理上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完全不是屬於教條主義者和正統派(無論什麼樣的正統派)
型別的人,正統派永遠是不寬容的和狂熱的。我不是狂熱分子,我沒有意識的狹隘,我甚至有很大的信仰寬容性,與承認良心自由的神聖性相聯絡的宗教寬容性,但是,當我進行反對壓制精神自由的暴力的鬥爭時,當我為被踐踏的價值而鬥爭時,我就成了可怕的不寬容的,並且為此而和我過去的朋友斷交。我在生活中和許多人斷了交往,在爭論中異常激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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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141
時達到盛怒狀態。 因此,關於我就有對立的看法。 我的思維是易受刺激的和易激動的,我很激烈地反對不同的派別。 當談話深入到某種觀念時,我便很艱難,甚至不能繼續交談。儘管如此,我完全是一個在信仰上寬容的人。人是矛盾的存在,我是自己的激烈氣質的犧牲品,而其他人則是他的氣質的犧牲品,我的不寬容性具有道德的性質,而不具有教條主義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這種不寬容性是反對道學先生—法學家的,對這種人我永遠也不能容忍。 我任何時候都不去指責人們,我是很寬大的。 但這只是在我還沒遇到暴徒和我關於自由,關於個人的尊嚴,關於創造的權利的命題還沒受到侮辱的時候是如此。我與20世紀初俄羅斯文化復興的關係是怎麼形成的呢?這種關係是複雜的,托爾斯泰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在我這裡被排擠了,但是並沒有完全消除。 我的全部生活都保留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感情,至今仍然如此。 我對馬克思主義瞭解得很透徹,因為我不僅外在地瞭解它,而且內在地瞭解它,我受著它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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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20世紀初俄羅斯的文化復興與人們的交往
1904年秋,為了編輯新雜誌,我移居彼得堡。 在我動身去彼得堡之前,在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改變了我的生活的事情。 1904年夏天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大的意義,這時我與我的生活伴侶莉季婭相逢了。 按氣質來說,她具有宗教精神,這種宗教精神過去是超越了革命性的,因而更加顯得珍貴。 她形成了深刻的和堅定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不止一次地在生活中支援了我。 她在精神方面是不尋常的人。在死亡面前她顯得更加聖潔。在共產主義革命高潮時期,她轉向了天主教,並經歷了狂熱的不容異見的天主教時期。後來,她的宗教傾向成了對我很親近的東西。 她承認自己是聖靈教會的成員。 她具有無可懷疑的詩人的才華,在她那裡週期性地出現詩的靈感,她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詩篇。 有些發表了,但她並不想發表。M。 格爾申宗和B。依萬諾夫讚揚莉季婭的詩。 多少事件是我們一同經受過的!很多地講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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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情不是本書的任務。 若妮,莉季婭的姐姐,於1914年開始來和我們同住,至今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 她是我的大朋友,一直十分關心我。 她是很好地瞭解我的不多的人中的一個,她有敏銳的思想、罕見的仁慈和真正清晰的才華,一直被精神領域的問題所吸引,經常的疾病並沒能攪擾她精神上的努力,這個人是不尋常的,我們的關係也是不尋常的。 她在我的生活中具有巨大的意義。 我們是在精神的交往中經過共同的生活的,我在思想上非常感激這種交往,但是,這些內容超出了我的這本書(首先是我的哲學)的範圍之外了。被馬克思主義者指責為“唯心主義者”的人們進行了會晤。 我與“新的宗教意識”的代表、《新道路》雜誌的出版人首先是梅列日科夫斯基進行會晤。 新雜誌的計劃是C。 H。布林加科夫和我制定的。《新道路》雜誌早已存在,現在是加入新的分子和對其進行改造。 在《新道路》團體中,在“唯心主義者”
(不準確的名稱)
團體中進行著宗教的探索,但是,《新道路》的有力之處是發表“宗教——哲學會議”的記錄。更新後的雜誌之文學部分由舊的“新道路”
集團供稿;哲學與政治部分則由我們供稿。 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不同的型別的人們,雖然達到了一致,但這是不能持久的。雜誌辦了幾期,證明那種折衷主義形式的《新道路》不能繼續辦下去了,又創辦了新的雜誌《生活問題》,這個雜誌在革命已經開始了的困難的情況下存在了整整一年。 雜誌的出版者是。E。 茹科夫斯基,文學編輯是。 。 丘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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