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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馬利丹卻使我十分喜愛，當談到天主教和托馬斯主義的敵人時，與他的有時十分生硬的寫作方式相反，也會出現很寬容的情況。但在他寫到笛卡爾、路德和盧梭時，是很不公正的。我喜歡他，這對純理性的我來說是不常見的。我想，他也同樣喜歡我。　我們的關係是很奇怪的，因為他竟然寬恕我的和他敵對的、完全不正統的思想，而他卻不會寬恕其他人。對此可以這樣作部分解釋：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法國人。在哲學上我一直和馬利丹爭論，我們有不同的哲學根源和不同的哲學世界觀形式。　他完全被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　阿奎那所滲透。　德國哲學對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我一直很奇怪，作為哲學家，他對德國語言的瞭解是那麼差。但康德和德國哲學卻是我作哲學思考的根據。馬利丹是經院哲學家，而我這個哲學家卻是存在主義的。　在這種情況下達成諒解是困難的。　不過，我們的所有交往還是富有成果的。　馬利丹是神秘主義者，在精神的課題上與他交談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個很敏感和很易受時代的新學說感染的人。　但奇怪的是，這彷彿完全沒能觸動他的哲學。　他對於聯絡很緊的藝術領域、對神秘主義、對文化哲學和社會問題是敏感和易受感染的。馬利丹第一次將托馬斯主義引入文化，在我們交往的長時期裡，馬利丹有很大的變化，但他始終是個托馬斯主義者，他使新的問題適應托馬斯主義，也使托馬斯主義適應新的問題。　他實際上是托馬斯主義範圍裡的現代派。　當我認識馬利丹的時候，他是“右派”。但在經歷了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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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自我認識

之後，他成了“左派”

，甚至成了法國天主教中的“左派”領袖。　右的敵視他的天主教徒不止一次地寫道，他受到我的有害的影響。　這在哲學上是不正確的，但在社會與政治問題上是部分正確的。　馬利丹是出色的法國人，在他身上我沒發現任何的民族主義特徵。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越出封閉的拉丁文化的限制，使它對其他世界呈現出來。　他比熱愛法國更熱愛俄羅斯，馬利丹有著與俄國知識分子類似的特點。　馬利丹的房子與通常的法國房子不相似。在他的房子裡有很多人，經常進行報告和討論，最初馬利丹那裡舉行的某些集會使我覺得很沉重，托馬斯主義者的報告使我氣悶，呼吸不到足夠的空氣。　但馬利丹本人還是挺好，他完全不是演說家，不是好爭論的人，他是作家，而且是很好的作家。　在討論中他並不是機智的；他不帶頭進行反駁，他的反駁只是在後來才進行。　為了參加討論，他必須作筆記，並且按條子來讀。　這與我有很大的區別。　我的思維流動得很快，我能很快地弄清楚問題，並且帶頭進行反駁，甚至當發言者剛來得及結束時我已經開始進行反駁了。　這與我的思想不是結論式的有關，此外，我有主動的和戰鬥的氣質。　馬利丹有時有一種美學上動人的孤立無援和口齒不清，他完全不像一個作家。　他的托馬斯主義的排他性和躁狂性較少。　還是在我們的國際教會會議上他就和拉別託尼爾搞得很不愉快很冷漠（拉別託尼爾力求脫離正統的托馬斯主義者，不能忍受託馬斯主義）。

我喜歡與拉別託尼爾交談，常常比同意馬利丹更多地同意他，對他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是，他敵視托馬斯。　阿奎那，採取了幾乎是狂躁的形式，而不是作為一個基督徒去讀他的作品。　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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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１８２

我很不高興，正像在我們的集會上和拉別託尼爾談論多明尼加人日爾（他把自己描繪成教會大公）一樣。我帶頭建議座談更加隱秘性質的課題，這些課題與其說是神學的和教會的，不如說是與精神生活相聯絡的神秘主義的。　我建議馬利丹在我那裡進行這種討論，他很高興地同意了，並且著手組織這種集會的法國部分，但他提出一個條件：沒有新教徒參加。　這是隱秘的交談，它展現出神秘主義者的研究，進行得很成功，引起了很大的興趣。　這些會議上出現了新的人，他們在過去的國際教會會議上沒出現過。　首先應指出的是沙爾。　杜。　鮑斯和格布利爾。　馬賽爾①，還有馬西尼奧，神智學神秘主義專家；日爾松，著名的中世紀哲學專家。　討論在很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儘管意見並不一致。　我在關於神秘主義的報告中，講了很多關於Ｊ。伯麥和安戈魯斯。西列祖斯的話，這使我很難為情。參加會議的天主教神甫，天主教研究所的教授對自己的鄰座說：“看來這裡出現了異端。”

我感到我有時使馬利丹難堪。他用我的某些見解來檢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