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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感覺。　有時作為主席的杜。　鮑斯一投入談話就帶出固有的淺薄。　不久前他還作為天主教徒出現。　他首先是個文學型的人，他透過文學並且在文學中提出精神的課題。　格布利爾。　馬賽爾是新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改宗者）

，他是哲學家和劇作

①馬賽爾（ＧａｂｒｉｅｌＨｏｎｏｒｅ

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９—１９７３）

，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天主教存在主義的先驅。他把生活的真實世界（存在）

同“所有”的非真實世界相對立。　把“神秘”

（直觀理解）同“問題”

（理性認識）相對立。　其劇作的基礎是宗教和道德衝突（《四分五裂的世界》）

，１９３；《渴望》，１９３８；《羅馬不再在羅馬了》，１９５１）。——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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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自我認識

家，但他的哲學比起馬利丹來，完全是另一種型別。　他是存在主義哲學在法國的代表。　在涉及到神學和教義問題時，他也感到自己是孤立無援的，後來在純哲學集會上我高度評價了作為交談者的他。經常出席我們集會的還有帕日。　傑伯爵、菲麥、捷爾曼根、穆尼葉（後來是《聖靈》的編輯）

，還有其他的思想界人物。　這些人是那個時代法國天主教的精英。　從一方面說，我一直保留著這些會議的美好記憶，同時我又為在３年之後這些會議的中斷而痛心。　當我後來遇見會議的參加者時，他們也為會議的中斷而遺憾。　但從另一方面說，在和他們的密切交往中，雖然他們對我很親近，我卻依然感到孤獨。　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訴人們：他們所領會的最主要的東西是什麼。　在生活中我並不因我所主張的和所遵循的東西而自命不凡，然而我很希望人們能懂得我，能發現我的課題，並承認它的意義。　但要達到這點是困難的。　事情經常這樣地發展：人們帶著好感和關心接近我，力圖與我建立友誼，後來他們很快就發現，我與他們是格格不入的，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我沒有立刻完全地暴露自己，或者只在與敵人鬥爭的直接形式中暴露自己，因此在我與人們或整個派別的交往中，一直都使我處於受折磨的狀態，經常感到痛苦。　我不會使我的中心題目得到同情。　人們常常發現，我雖然一直準備著充實自己的知識，但彷彿不需要他們，甚至連誰都不需要。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需要和人們交往，希望和人們親近。我是孤獨的人，但並不想與世隔絕。我出席很多的國際代表大會，特別是大學生基督教聯合會舉辦的代表大會，到處作報告，不舉行代表大會時，在不同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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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８２

家裡作報告是常有的事。

作報告對我是很輕易的事，我能幾乎作即興創作。

我去過歐洲的很多國家，觀察到不同民族的思潮和思維成果。　我在英國、德國、奧地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作報告，這些國家中有幾個在歐洲地圖上已經不存在了。旅行，特別是從家裡出來，對我一直是很費力的，我煩躁，儘管我從小就常常到國外去。在火車站上我幾乎非常擔心，就像在海關上一樣，儘管我一直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我甚至何時都不顧行李。　同時，旅行一直激化我的生命感，在去國外時使我的感覺彷彿成了超驗的。在國外的日子則更是意味著超驗的。我不喜歡離開家，但是喜歡到達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使我對習慣了的地方的依賴性減少了，併為我的理想開啟了更大的空間。　在觀察歐洲不同的民族性時，我在所有國家都遇到了令人喜歡的人們。　不過令我驚奇、反感與憤概的是歐洲到處瀰漫著民族主義，對自己所有民族性的自我吹噓，並且賦予自己以中心的意義，我聽到匈牙利人和愛沙尼亞人講匈牙利和愛沙尼亞的偉大而獨特的使命。民族的自我誇耀與吹噓的反面則是對其他民族，特別是對鄰居的敵視。　歐洲的狀態是極不健康的，大千世界正為新的災禍進行準備。　不過，民族主義之猖獗有其深刻的原因。　民族性暫時代替了上帝。　我對民族主義極為討厭，因為它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可笑的。　因為它是個體的自我中心主義。當索洛維約夫寫作《俄羅斯的民族問題》時，我的思想與他的思想是相類似的，我把這種思想和全世界大多數人的意見溶合在一起。　有機的普遍主義是我所固有的，這種普遍主義和我的人格主義相關。　這種普遍主義是與愛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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