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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７７２

出，在我們召開關於基督教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國際教會會議期間，更加保守的流派開始佔了上風，到處可以發覺對權威與傳統的愛好。　但是以天主教和新教為基礎的最保守的派別和以東正教為基礎的保守派別是有區別的。　所有的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尊重思想與文化，他們沒有固有的矇昧主義，而俄國東正教徒卻固有這種特點。　在俄國人看來，最保守的英國人也是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他們全都熱愛和尊重自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流派的面前，我完全感到自己是很“左”

的，是“現代主義者”

，我在西方基督教意識之前就提出新的問題，信奉自由與創造的宗教，而不是信奉權威與傳統的宗教。　在國際基督教代表大會上我很尖銳地感到這點。　會上，新教徒佔有優勢，但這些新教徒有很多比作為東正教代表的我還要保守、傳統、崇拜權威。　以至最後，我自己感到孤單，並且成了不被瞭解的和被誤解的。　關於這些代表大會的性質，我不能認為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在我的活動中有公開傳授的和秘傳的兩個部分。　秘傳的內容我僅在某些書和穩秘的談話中表述。　只有外在地使用“現代主義者”和“左派”才是合適的，我故意使用它們，因為我不喜歡它們。　我秘傳的東西是世界末日論的和神秘主義的基督教。　我根據自己的特點所公開傳授的東西引起了最大的衝突。　基督教和新教的思想充滿了對人道主義的反動、對新時代的反動。　這種反動在巴爾吉安派中表現得特別強，同時它也存在於托馬斯主義中，儘管是以更復雜的形式存在。　我開始稱我的學說為宗教的人道主義，令我最驚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俄國的神人思想完全背道而馳。　比起正統的天主教和新教思想來，俄羅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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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自我認識

更接近於德國的神智學。　就基督教的社會反應來說，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是左傾的，是接近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遠離社會的基督教。　我的基督教社會學、我的基督教要實現社會正義的要求，在西方得到了最大的支援。　為此，正如人們所愛說的，他們寬恕了我的諾斯替教的思想，我的哲學傾向，我的不大正統的關於人的自由和創造的思想。　在英國，我關於基督教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得到了特別高的評價。　三年後，我們的國際教會的集會開始消失了，但是產生了其他的更加深化的交往方式。在這以後，正如我所感到的，我們的國際教會會議與天主教和新教聯絡的緊密性削弱了，我發起了另一種形式的會議——在我家裡舉行的會議。　這只是賴於雅克。　馬利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才得以實現。我與雅克。　馬利丹是１９２５年我在巴黎時認識的。是透過孀居的列奧娜。　布倫認識的。我對布倫十分感興趣，早就寫了論述她的文章，這些文章在俄國第一次引起了對她的注意。　布倫由於我在信中向她描繪了莉季婭，引起了她對莉季婭的興趣，很快便來到巴黎和我們相見。　孀居的布倫是出生于丹麥的新教徒，後又成了狂熱的天主教徒，狂熱地忠實於自己丈夫的思想，在女人中是很有才能的。　格一雅。　布倫是馬利丹的朋友，布倫則是馬利丹的美麗的神甫，出身是新教，又改宗天主教。　我讀了馬利丹的一些東西，我認為他是法國的托馬斯主義的主要代表。　人們說，他在天主教青年中有很大的影響。　格一雅。　布倫建議一起去馬利丹那裡。　有意思的是，馬利丹是廣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　成為天主教徒後，他開始捍衛十分正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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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９７２

天主教，獲得了現代主義的敵人和猛烈的批判者的名聲。　我有反對托馬斯主義，反對天主教正統派，反對迫害現代派的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