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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成這個樣子，顯然沒法兩全其美了。人家農場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馬有利拉來重審一遍，不要說管教幹部肯定會有意見，就是馬有利本人，也保不準會跟他們犯葛竄秧子。一個進入服刑期的已決犯，除了他頂頭的管教幹部外，誰都不怎麼怵了。何況凌隊長給他們限定的時間已到，重審是絕不可能了。而審訊記錄已經由犯人看過壓了指紋，也不能再行塗改，這是規矩。萬般無奈，徐五四隻好哼一聲，說：

“反正我得跟凌隊長說明情況。”

這對於英雄來說，的確有點成泥了，他堆起一臉肉紋，似哭似笑，十分難堪，“你看，這麼一鬧，這麼一鬧，凌隊長對咱們該是什麼印象啊，咱們也算老民警了，連這麼個簡單的差事都辦成這模樣兒，以後哪個領導還敢信任咱們呀。”

“別老咱們咱們的行不行，你聰明反被聰明誤，關我什麼事。”

“這唉”

徐五四到底是吃軟不吃硬的主兒，看著於英雄的哭喪相，心就軟下來，“這樣吧，回頭到了凌隊長那兒，就說全是我問的，你光管記錄來著，是我東一句西一句問得太亂，搞得你沒記全，責任在我，不就完了嗎。反正葛建元不夠處理條件，這份材料也沒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這一步，不能再有遷就了，這就已經夠仗義的了。他不再和於英雄羅喀，扭身往車廂頭上的洗臉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車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車站，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是各族人民”

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個小時，他們就要站在凌隊長面前交差了，這差怎麼交？說心裡話，他實在也有點怕見凌隊長那張三合板一樣嚴肅的臉。特別是現在，他在鄭媛案件的現場上衝媛媛父母發脾氣的事，隊裡還沒做出處理，他當然不願意再和凌隊長衝突起來。就因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許參加鄭媛案的偵破工作，而凌隊長這次讓他到清河農場來取葛建元窩贓案的旁證，說不定還有點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調對著幹，凌隊長該怎麼看他？輕的，說你不會審案子，重的，說不定會覺得你這人太狂，不聽招呼，自以為是，等等，反正沒好處。

可是，要象於英雄那樣昧著良心，哄著領導；那樣識眼色，會來事兒，他也實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這輩子並不指望能有什麼大隊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時代。也從來沒有過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從進公安學校大門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個長警察．．要當個向國家向社會何人民負責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隊長由此膩味了他，哪怕再把他發回派出所當片兒警去，他反正要當一個好警察。

洗臉地邊的地面溼流流的，迎面的鏡子上濺著不少牙膏的沫點子，有半塊骯髒的肥皂片兒不知被誰有意無意地落在池臺上了，到處都留著粗魯與匆忙的痕跡。下車廂微微搖晃著，節奏似乎有點亂，車輪的聲音也變得豐畜了一些。從窗戶上可以看見車外一道道凌亂的鐵軌，流線似的向後飛奔，車輪在一個接一個的道岔上搖來搖去，哦，這是到二七機車車輛廠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錶，那金黃、纖小的菱形坤錶很不協調地系在他筋骨結實的手腕上，——十一點三十分，離進站還有五分鐘呢。

他不急不忙地打溼手巾，慢條斯理地擦臉，然後又湊近那塊不怎麼幹淨的鏡子，自我端詳起來。男子漢本來不應當過分關心自己的臉蛋，可最近這幾年，他卻總是隨身揣著面小鏡子，不時照照，成了習慣。要是在什麼地方碰上了大鏡子，也無一例外地不肯放過。瞧，才三天，鬍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實他的這張股，鬍子刮乾淨的時候要比現在年輕十歲呢！年輕十歲，那該是二十歲，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藍色的民警制現背起一個一七百多廣大口的大“片兒”的年均２０的居委會主任是個老資格的“街道工作者”，無論徐五四怎樣鄭重其事地說話，老氣橫秋地走路，也沒法兒改變她那從老花鏡後面露出來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時候，他是多麼認真地盼著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魚尾紋來，多麼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毛刮硬。可如今，卻又要為自己的老相而煩惱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節那天出孃胎的。在他們全分局，滿三十歲還是孤家寡人單挑著的，恐怕只剩下他獨一份了。他醜嗎？不不，一點也不，有公論，他的正面、側面、斜側面，甚至連他的後腦勺，都是端正順眼的；身材也不錯，雖不是人高馬大，卻也結實勻稱。有人說他的五官象阿蘭·德龍，還有人說他的臉形象姿三四郎，他當然不敢就那麼自居了，可揹著人拿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