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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取？

另外，莫里斯在他的那本《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中還提到，文革十年裡，農村中小學的註冊人數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小學的註冊人數從大約1。16億增加到1。5億人，中學的註冊人數從1500萬上升到5800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但看事情不能僅看表面，要看實質。儘管升學率提高了，但教學質量卻下降了。在那10年裡，學校裡能學到什麼知識呢？學英語唯一記住的就是一句“Long　Live　Chairmen　Mao！”＇毛主席萬歲＇。大量形式主義的東西充斥教材，學了根本沒用處。這種教育與其有不如無。特別是對我們這代人教育的耽誤，損失更是巨大。從1966年夏天到1968年冬，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我們這些中學生沒上過一堂課，沒學一點課本知識。這是上億人的荒廢啊！要是把這種人力資源的損失換算成人民幣，那麼這種上億人的智力和知識損失至少相當於當時幾千億元的人民幣。並且，由此引起的後續損失無法估計。看看今天48歲以上這代人，在企業裡的大部分已經退休或離職回家，用清華大學社會學學者孫立平教授的話說，對於那代人的一批人來說，失業就是永遠的失業，根本沒有再就業的可能。

由於有著這些親身經歷，所以今天我對軍事對抗、政治對抗和階級鬥爭深惡痛絕。人類有什麼必要將寶貴的財富投入對抗和戰爭？為什麼不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友好地解決問題？如果老一代人陷入了那種思維邏輯，我們年輕的一代是否非要重蹈對抗和鬥爭的道路？鑑於這種思想，今天我對那些故意挑起事端、自以為在為民請命的左派風頭學者並不抱好感，對那些自以為代表民主運動方向的激進民運分子也十分小心。人世間的事為什麼不能好好說呢？為什麼總是要刀兵相見呢？如果仔細觀察，就可以知道：凡是好鬥好鬧事的人無一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因為這些人的思考肯定不是從民眾的疾苦出發的。除了權慾薰心或利慾薰心，沒有別的解釋。

激進導致的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義和團運動導致的庚子賠款使中國背上數億兩白銀外流。1927年，國民黨政府成立後，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軍費平均支出約達整個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見附表＇。

附表：1927…1949年國民政府軍費開支＇單位：百萬元＇與佔財政開支比重＇％＇

年度　軍費開支　財政比重　年度　軍費開支　財政比重

1927　131．2　88．4％　1937　1388　66．4％

1928　209．5　50．8％　1938　689　59．7％

1929　245．4　45．2％　1939　1601　53．7％

1930　311．6　43．1％　1940　3912　74％

1931　303．8　44．5％　1941　6617　66．3％

1932　320．7　49．7％　1942　15216　62．2％

1933　372．9　48．5％　1943　42939　73％

1934　386．6　32．1％　1944　131080　76．3

1935　362　27．1％　1945　1060737　87．3％

1936　555　29．3％　合計　1264179　84．7％

合計　3198．9　38．3％

＇轉引黃天華《中國財政史綱》449…450頁，＇

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共消耗各種物質560萬噸，開支戰費62億元人民幣。在越南抗美戰爭中，從1965年到1973年，中國政府對越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總值超過200億美元＇見董國政的文章，《經濟學茶座》第三期＇。至於說建國後中國支援亞非拉各國武裝鬥爭花了多少錢，以及支援第三世界貧窮國家花了多少錢，至今沒有統計，至今也沒有人研究。反正在2000年北京召開的非洲部長會議上，中國外經貿部長石廣生代表國家宣佈：免去非洲國家100多億元的債務。這些債務是非洲國傢什麼什麼時候欠下的？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那個極左的時候。

對此，國外學者並不是沒有明白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1997年專門為中國讀者寫過一句話。這句話算是說到中國問題的點子上。他說：“如果今後中國能避免戰爭、政治動亂和烏托邦式的集體主義，那麼，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