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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西歐在下一個20年裡經濟增長率徘徊了2％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兩倍。”＇見《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在那個時期，中國政府真是太高尚了，讓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鬥，為別國慷慨奉獻。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無意指責領袖們的國際主義胸懷，只是覺得我們的精神要現實一點，不要打腫臉充胖子。人民的忍受和奉獻是有限度的。人民的政治熱情也決不可能永遠支援這種發展戰略。1978年之後，所以中國要改革開放，就是因為這種發展戰略、公有制制度和政治外交走到了盡頭，國情國力無法支撐下去，人民的政治熱情無法支撐下去。龐大的軍事對抗成本和對外援助耗竭了中國人民建國30年裡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建設成果。到了文革末期，中國經濟的確處在崩潰的邊緣。當時擔任國務院生產小組副組長的袁寶華同志深有體會。他說，我這個生產組長實際上是個救火隊長，補窟窿的隊長，哪裡出了問題跑向哪裡。當時的中國經濟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破壞下已經千孔百瘡，搖搖欲墜。

因此，當今天總結歷史經驗時，我並不刻意指責計劃經濟和公有制這種形式，相反，我認為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僅僅是工具，工具可以被用來實現各種目的。如果目的是錯的，工具並沒有責任。建國以後最大的錯誤我認為是目標錯了。在向這一目標的努力下，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如果將對抗的目標糾正過來，我認為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照樣可以為新的目標服務。真正需要改正的是我黨的發展戰略目標。與西方對抗的目標一天不取消，國民財富和資源就會繼續無謂的消耗，國民生活和國民待遇就會繼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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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軍新著

《國民待遇啟示錄二元結構下的中國》

第七章：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生與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