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第2/4 頁)

的資產不能忘了農民的份額。我認為這是一句真正公道的話。改革開放前30年裡，農業向工業傾斜了7000多億元資金，如今這筆資金至少膨脹增值了十幾倍，至少佔今天國企固定資產總量的一大半。今天，國家在分配和使用這筆資源的時候決不能將中國農民排除在外。許多國家當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開始向農業輸入資金。今後，中央政府即使是向農民反哺幾萬億資金也是應該的。

但遺憾的是，2001年3月人大會期間決定好了的要減輕農民稅費的決定居然在幾個月之後放棄。朱總理在人大閉幕記者招待會上說過，每年的農業稅也就是800億元，加七雜八也不過1000億元。將農業稅率從15％降低到8％也就是7個百分點，不過少收入三四百億元，但最後即使是這300多億元也降不下來，也要變卦。這說明了我們社會對農民的態度。從1998年以來，光是建設債券就已經發了4000多億元，但寧肯將大把的錢投到硬體建設上，也不投入最貧困的人口。胡鞍鋼同志曾指出，中國的投資只重視硬體投入，不重視軟體投入＇即教育、文化、衛生和環保等＇。許多年來，中國的硬體投入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倍之多，而軟體投入遠遠低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農民也是硬體，但國人似乎對此完全沒有想到。

在寫此書期間我寫了一篇文章，建議中央政府連續三年減免農村的稅收，連減三年也不過2000億元，但這2000億元對中國經濟拉動作用可能要大於基礎設施投資。目前我國許多地方人均耕地已經不足一畝。按聯合國的標準，一畝耕地是維持一個人生存的最低限度。低於這一標準，國家根本不該向這部分人收稅費。但這一思想對於當前社會好似天方夜譚。2001年6月19日，廣東順德格蘭仕集團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舉行“中國企業發展論壇”。我在會上發言談了這一思想，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反哺農村的時代，如果中國政府在近幾年裡向農民傾斜2000億元資金，中國的內需一定會得到明顯的啟動，格蘭仕集團也用不著費心盡力地去開拓國外市場。但遺憾的是，坐在一側的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副所長包月華教授卻連連搖頭。同樣是搞宏觀研究的人，看法卻迥異，實在遺憾。好在我的觀點並不孤立。就在那幾天，無意中在樊綱的文章中也見到了同樣的建議。他在2001年6月19日《中國經濟時報》“新視點”一篇文章中呼籲：“取消本身佔財政收入比重很小、又能有利於農民收入改善的農業稅。”這說明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很多人是認識到了。

2001年7月16…17日，一群學者聚集在青島的一個賓館裡研討加入WTO對中國的影響。經貿部研究院的馬宇同志提到入世之後的農業補貼問題，世貿組織允許中國按農業GDP的10％比例對農業進行補貼。我一計算，中國如果真按這一比例對農業補貼，那農民可要來第二次翻身解放了。目前中國農業的GDP大約為1。5萬億元，百分之十就是1500億元，中國農業要是每年能得到1500億元的補貼那可要燒高香了。即使是按5％的比例補貼，中國財政一年也要拿出750億元向農村投入。但就目前的狀況，世貿組織真得給你這個條件，你自己能實現嗎？讓你補可能你也無力或者不願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業怎能不虛弱？怎能與國際市場抗衡？

2，城鄉差別的危害

一個國家如果存在著巨大的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差別，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危害。我認為中國的城鄉差別目前可看到的至少有五大危害，第一是遲滯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第二是環境破壞影響了全體人民的生存質量，第三是愚昧落後的風俗習慣和封建文化肆虐社會，第四是城鄉差別敗壞了社會道德，在國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社會上流行著歧視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報復心理。第五是農村落後的封建政治文化始終對整個中國政治文化有著較大影響。

＇1＇，經濟和人口影響。

1999年下半年，由於經濟持續下滑，以王洛林為首寫作的社會科學院秋季報告將城鄉二元化結構列為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三大“瓶頸”之一。國家計委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同志的一篇文章將城鄉二元結構列為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第一因素。這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邊是龐大的城市工業生產過剩，一邊是貧窮的農民買不起工業產品。中國經濟在人均GDP僅700美元時就出現了生產過剩，很大程度上是農民購買力低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當城市工業畸形發展起來後，必然要受到冷落，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要下降。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