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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考大學，是農民子弟離開農村的獨木橋，使農村的僅有的幾個人才進了城。所學內容與農村現實脫節，讀了10幾年書如果考不上大學，沒有多少用處，是對有限教育資源的嚴重浪費。我初中同學，有不少上了農村技校，畢業後也想在農村起科技帶頭作用。但在經受了搞養殖、種植的一系列打擊後，都不幹啦。有幾個又從初一讀起，考上初中中專，跳出了農門。

我相信這位年輕人反映的都是實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動是與物質的流動相伴隨的。與人才一起流走的不僅是農村優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資金。據統計，1985年至1994年，淨流出農村的資金累計達3057億元，年均300億元。農業投資在整個國民經濟總投資中的比重持續呈下降趨勢。“一五”至“五五”期間，農業投資所佔比重一般穩定在10％左右，但從1981年起，這個比重逐漸縮減。1985年，全國投資總額比上年增長了45％，而農業投資卻下降了0。5％。多年來，中國農業投資一直處於欠帳狀態。

中國農村經過統購統銷、上山下鄉幾次挫折，發展到今天已經是元氣大傷，積重難返。由於這種情況，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懷舊情緒是不可避免的。《讀書》雜誌上出現了一篇署名“高家莊”的文章，此文將文革期間說成是農村教育最好的時間。有人對此不贊成，寫文章反駁，但我對這種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幾年裡在中國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時代土壤和氣候的。但要形成“派”或“流”，總避免不了偏激和極端。因此，我希望這些學者也要全面地看一下問題，不要意氣用事。

在昨天＇6月2日＇我的電子郵箱裡有國研網發來一份郵件，其中一篇文章是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同志所寫的“當前我國經濟面臨三大突出問題”。鄭先生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2000年的中國》研究回顧座談會上提出，當前我國面臨的問題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面臨的問題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而最突出的有三個問題：

第一是投資和消費的問題。自從90年代以來，投資的比例佔整個GDP使用結構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而最終消費的比重逐步降低。原來制訂“八五”計劃時，提出投資率保持在30％，實際結果是37％點多。十幾年的時間裡，投資率始終這麼高，最終消費率逐年下降，由80年代初期的70％多降到60％多，一直降至現在的57％到58％。鄭新立認為這是導致目前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升級的關係，現在市場需求基本上滿足了，大部分產品供過於求，但技術密集型產品卻大量依賴進口，其關鍵技術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瓶頸”。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投資過多地去搞基礎設施建設，就會延誤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

第三個問題就是農民收入問題，這已經成為一個全域性性的問題。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已經連續4年下降，糧食主產區、特別是中部地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年絕對額下降。另一方面，農民的負擔又降不下來，有的地方反而在增加，所以農村的情況非常令人憂慮。怎麼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目前面臨的難題。鄭新立希望經濟學家們多投入點時間研究怎麼增加農民收入，改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

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士認識到中國的農村問題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在對政府決策有影響力的學者中，首屈一指的應該說是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所長陸學藝和國家計委宏觀研究院的副院長劉福垣同志，另外社科院人口所的所長蔡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中國科學院從事國情研究的胡鞍鋼、中國改革基金研究所的所長樊綱等學者，都寫出非常好的文章。歸納這些學者的意見，集中一句，便是放棄樣板戲式的趕超發展戰略，轉向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公平國民待遇，打破戶籍管制，破除身份歧視，縮小中國巨大的城鄉和地區差距，減少人民之間發展的巨大不平衡。否則，中國社會將是一個危險的火藥桶。

我至今難以忘懷一些中國學者官員的道德良心。那是在2000年秋天由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北京西單廣州大廈一間會議室舉辦的研討會。報告和研討的內容是如何減持國有股。當時之所以決定出售國有股，是因為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資金出現了巨大缺口，想透過在股市上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這一缺口。但這時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長秦池江同志說話了：現在國有企業的資產還有農民的一份，不能光用到城市人的社會保障上來。那就是說，出售國有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