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2/4 頁)

去工作。當時在青島市郵電局當營業員的我被上邊選中進了農業學大寨工作組，被派到嶗山縣河套公社趙家嶺大隊工作和勞動。我去時，農民們家中還有自留地，但不久極左思潮襲來，自留地也上交給了生產隊。農民們就差一點沒象1958年那樣合夥吃食堂了。

在經濟制度的革命方面，剪資本主義的尾巴，就是要把個體所有制徹底消滅，甚至把人們的私心徹底消滅。趙家嶺村距膠州灣很近，每到春夏，村民們都要去海灘的泥地裡摸小蟹子。小蟹子一可以吃，二可以用來漚肥，是一種喂莊稼極好的肥料。但在1976年，這種舉動也被視為走資本主義，也要遭到民兵們的阻撓，摸回來的蟹子在村頭都遭到沒收。這就是當時中國農民所受到的待遇。

我那年24歲，年輕力壯，對上面號召的這一切很少有疑問，認為今後社會的就該往一大二公的方向發展。回憶起來，從建國後到文革這一時期我黨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一種高尚的思想和理想支配下進行的，是在不遺餘力地追求一種“公有”的境界、共產主義境界、無私和忘我的境界，似乎為了這一崇高的理想可以無所不用其及。

現在回過頭來看，要特別警惕高尚和崇高，不能以為道德高尚或崇高就可以對人任意改造，不能強迫所有人都達到一個道德目標或修養目標，不能以迫害的手段來對人進行改造，特別是不能使用暴力。實際上，建國之後進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無論是從精神上或是從經濟上，收穫都甚小。有的方面不斷沒有收穫，還要重走回頭路，經濟領域便是這樣。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曾在《深圳風采》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深刻地總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指出了過猶不及的問題。

回想整個青年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從思想改造過程中、從形式主義中走過來的。知識沒學到多少，政治教條和無用的檔案材料倒裝了一大堆。我不是一個不愛學習的人，但就怕單位的政治學習。這種學習陪伴了我整個青年時代。從進廠那天，車間的工人們每天下班後就要圍坐在一起學習，當兵入伍以後也是天天讀，雷打不動。我們班有一個山東安邱的農村兵，沒有多少文化，但在那種氣氛中，每到空閒時都要拿上一本小紅寶書坐在那裡苦讀。至今回想起他那種擺樣子的表情心裡都想笑。直到粉碎“四人幫”，中國人終於擺脫了僵死的政治學習。以致於我在文革以後患上極端害怕組織學習的心理病，見到學檔案和單位開會頭腦就發怵。這種機械的、形式主義的學習不知浪費了這代人多少寶貴的時間。

事情越過一步就是虛偽。極左的本質和危害是什麼？是虛偽和偽善。反思建國後所搞過的一場社會主義改造，觀察這場改造最終達到了什麼結局，只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主義必須符合現實，理想不能超越歷史階段，超越了實際就走上了空想，結果就幹出許多荒唐的事。看看當今社會出了這麼多腐敗的事情，而很多腐敗者是文革時期一些優秀分子，一些根正苗紅的好同志。這些人怎麼一轉眼就變得如此腐敗？社會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就墮落了？真令人奇怪。這種現象只能說明強迫性的政治學習對人的思想改造絲毫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使人變得虛偽，由一個誠實的人變成一個虛假的人。所以，灌輸的結果，是使中國人的道德大幅度、大面積地墮落。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假冒偽劣的國家，其社會信用已經敗壞到極點。這不能說不與建國後多年的政治運動有關，把人都變假了。

另外，在實現理想的這一過程中，也不能不使我得感覺到，雖然中國共產黨人搬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革命者樹立了為共產主義獻身奮鬥的目標，但他們仍然是封建時代走出來的人，身上仍然帶著不可擺脫的舊社會的烙印，不可能完全擺脫封建主義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而一下子進入一個崇高的理想王國。雖然他們剪掉了辮子，參加了革命，脫下了長袍馬褂，摘下了瓜皮帽，穿上了中山裝，雖然他們參加了共產黨，信仰了馬列主義，但骨子眼裡仍然滲透和積澱著封建意識，仍然充滿著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仍然不乏專制思想。特別是他們在實現自己的理想時，所使用的手段與傳統的統治手段無異。其結果，30年間，中國進行了一場外來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混合實驗，最後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而達到頂點。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精闢的指出：“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惟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制定了種種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