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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輩迥異。但是，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　＇《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9頁。＇

這一總結對於描述中國的情況也是很準確的。因此，任何社會的變革都不要以為自己能拔著頭髮離開地面，都不要認為革命優於改良，都不要以為自己是時代的英雄。這一點特別適合當今的一些民主鬥士，當這些鬥士們信誓旦旦地要為推翻不民主的制度而獻身時，一定要“吾日三省吾身”，是否自己從骨子眼裡已經擺脫了專制和獨裁的習慣，是否反掉不民主的政權，自己就能建立起民主的政權？正是有著這樣一些想法，我對當前有些民運分子十分擔心。這些人正如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國的‘民運人士’是歷史的產物，他們不具備真正民主的思想，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我對他們沒有什麼好感。至少他們留給我的印象是偏激與貪婪。他們不具備領袖的胸懷，沒有寬容。”

當年的胡適先生對中國的這種國情應當說是最瞭解的。他說：“思想與文化的更新必須先於政治的改革，新的社會價值必須取代舊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使胡適1917年回國後下決心20年不談政治，專事文化思想的啟蒙，為得是為20年後奠定一個革新的基礎。現在來看胡適，的確能看出他對國情判斷的正確性。任何革命家，如果不想老老實實地打基礎，只是意在爭權奪利，那就必然使中國的歷史出現高壓反高壓再高壓、腐敗反腐敗再腐敗的迴圈。即使從今天看，這歷史迴圈的跡象也沒有消失，也很難說下一波變革後，中國能一帆風順地進入民主政治。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擔心？因為中國民眾連基本的人權知識還不掌握，連民主政治的ABC還不瞭解。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怎能建起民主政治的大廈。

因此我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驟，首先就是從普及聯合國的人權知識入手，從培養民主的習慣入手。增強人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明確權利的範圍和界限，學會彼此尊重、合作與談判。這樣做既不會導致社會動亂，又能實現平穩的社會過渡。

回顧過去的歷史，得出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僅有形式上的制度和法律是不夠的，舊的觀念、思想和習慣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民主的習慣和意識需要長時間來培養，民主的待遇需要全社會不懈的努力和爭取，中國的現代化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必須付出時間的代價。建國後的一個時期，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國民待遇，今後將怎樣變化？新課題和大量問題仍然擺在人們面前。

5，未來的信仰是什麼？

清算曆史並不等於拋棄理想。理想是沒有錯誤的，錯誤的是實現的方法、手段和行為。遺憾的是，當今的社會不是對這些錯誤的方法和手段深刻檢討，而是對理想產生厭惡或徹底擯棄。這種信仰失落的狀態導致當前社會精神萎靡不振，心理危機、精神危機，信仰危機等各種危機重重，而金錢至上、損人利己、拜金主義卻乘機氾濫。

中國今後有關國民待遇的最大問題在哪裡呢？我認為不是物質短缺和經濟落後，而是信仰空虛，心靈失落。一個國家的人民由什麼思想來主導，對國民待遇影響很大。今天的中國是個精神迷亂的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被遺忘了，共產主義過時了，資本主義的精髓未得到真正的理解，價值體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混亂。思想的迷惘使當今社會問題百出，矛盾重重。

沒有信仰的人是庸俗的人，沒有信仰的國家不僅是庸俗的國家更是虛弱的國家。信仰的作用之大，在中國建國初期表現得最清楚。例如生產資料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不是有共產主義信仰的驅使，中國的私營企業決不會如此容易地融入國營企業。不要認為中國的資本家沒有信仰，也不要認為中國的富人就不會信仰共產主義。小時候撫養我長大的姑父，解放前在天津松竹樓飯莊從事管理工作多年，老家村裡擁有幾十畝，也應該算是個富農了。1947年山東膠東地區一解放，馬上回老家參加了共產黨，把家裡的一些地送給了窮人。後來一直擔任村幹部，黨支部書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批鬥和迫害，也始終不改他對黨對共產主義的忠誠。其為人剛直不阿，錚錚鐵骨。這一代人對信仰的篤信常使我驚訝。在那一代人身上，信仰的確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當年烏托邦思想的創造者本身也是富人。人的行為是被信仰所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