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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會現實絲毫沒有改變。

孫中山在目擊了北洋軍閥政府屢屢毀法行為之後醒悟到，憲法要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如只有白紙黑字，民權決不能得到保障。他的下面這段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轉移也。”　＇蔣碧昆《中國近代憲政憲法史略》137頁，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因此，我認為中國歷史自從1957年以後走上彎路，決非毛澤東一人的責任，肯定有一大批推動者。例如，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公開希望對他搞個人崇拜。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便表態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樊天順等主編的《國史通鑑》第二卷，紅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頁。＇

在這樣一個氛圍中，領袖怎能獨善其身。特別是我們黨是一個主要由工農幹部組成的黨，文化知識缺少，民主法制知識缺少，觀念薄弱，不要說普通的幹部，就連高階幹部和領袖們也缺少民主的習慣和法治意識。例如，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養成了習慣才能遵守。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來維持秩序。”　＇項淳一《黨的領導與法制建設》，見《中國法學》1991年第四期。＇

也就是在這種情勢的主導下，中國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空想共產主義達到頂峰，人身迫害也達到了頂峰。中國人的國民待遇有的被捲上浪尖，有的被拋入深淵。1966年春節後，我從蓬萊九中轉入濟南山東師範學院附中，沒多久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象颳起了一場龍捲風，各種人的命運在這場龍捲風中劇烈地旋轉。

大約是1966年深秋的一天，忽然聽同學們說何田副校長在學校外的一棵小樹上吊死了。聽後心裡很難過。這是一位多麼慈祥可愛的人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在我轉入附中時，媽媽是怎樣領著我去他的辦公室談話的。這樣一位慈祥和藹的人怎麼能成為反革命？我至今痛惜何田校長的死去，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見到敬愛的人慘死，第一次心靈上感到了哀傷。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不知剝奪了多少人生的待遇。

還記得有一天，一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站在教室門口的走廊邊上。有一個學生走上前去，照著這位50多歲的老師胸口就是狠狠的一拳。象這樣的拳擊，這位老師每天不知要經受多少。

大約到了1967年，學校裡的一些學生打老師已成了習慣。有一天，我看見兩個學生溜進學校的教研室，解下腰間的皮帶，對屋裡兩個老師就是一頓抽打。當時我只是感到這些人的心真狠。今天更多地是猜想被打老師當時心情，他們從心靈上是怎麼承受著這樣的人格侮辱和肉體虐待？

一種文明和民主的習慣是要培養的。如果都是按野蠻辦事，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形成相互野蠻。一旦被侮辱被虐待過的人得到機會，他們也會按社會共同的模式報復敵人。這樣的社會是難以進步的。

當時的中國沒有人格尊嚴的概念，對人說批就批，說鬥就鬥。記得1970年左右在濟南456廠工作的時候，有一天車間分配給我一項任務，對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進行監管，實際上就是每天陪著他上廁所，掏大糞。此人是一名大學生技術員，30歲左右，因為曾在文革中造過走資派的反，就被軍宣隊劃為另類，實行廠內勞動改造。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車間裡的一位老技術員。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兩年時間裡，我們從未聊過天，從未說過一句與工作無關的話。他從不苟言笑，每天都是一副忙碌和嚴肅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當時試製的硝油炸藥和TNT炸藥都由他來指揮。後來聽說他原來是工廠的副廠長，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從此便成了被專政的物件。但由於是一名技術權威，生產上離不了他，所以在文革中總算沒受多大的罪。但是從他的抑鬱、平和之中，我總是感覺出一些壓抑和沉悶。這就是當時中國部分知識分子的國民待遇。

階級鬥爭殘酷就不必再重複了。經濟領域的極左思潮在70年代上半期達到了及至。記得1976年，全國掀起了一場農業學大寨的熱潮。各個城市都組織農業學大寨工作組派到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