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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大禍。至於戈德華特，基辛格說，從遠處看去，戈似乎一味相信軍事力量在核時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應受外交手腕的牽制。基辛格認為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危險觀點。約翰遜對於全球的政治一竅不通，不需待言。漢弗菜本來是很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總統的，卻因為在約翰遜手下當副總統，玷汙了自己的形象，破壞了自己當領導的資格。洛克菲勒雖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對人的直覺的瞭解卻是頭等的”，然而，洛雖能鼓舞他周圍的人，卻無法贏得競選總統的勝利。

現在新當選總統要聘請基辛格擔任國家安全助理這一重要職務，基辛格十分感動，決心今後為尼克松出謀獻策，當好助手，做好參謀。基辛格的朋友，包括洛克菲勒也力促基辛格接受這一職務。

11月29日，即同一個星期的星期五，基辛格打電話給尼克松的辦公室，要求約見當選總統。他從尼克松那裡出來，再到尼克松那裡去，前後相隔不到48小時。基辛格對尼克松說：“我已經考慮過了，咱們就一言為定吧，我準備接受。這事我就不再找人談了。”

12月2日，尼克松在皮埃爾飯店舉行記者拾待會，向大家介紹他的這位新顧問。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滿面春風。當選總統明確表示，給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絕那種危機外交的做法，“不要盡是等到出了事才去應付”。基辛格顯得頗為自信的樣子，宣稱他打算經常請一些不擔任政府職務的外國專家來白宮商討問題，又說他“同全世界各種觀點的知識分子有著非常廣泛的交往”。尼克松也說：“我這個人喜歡讓各種觀點都有得到廣泛發表的機會。基辛格博士已經或正在建立一種我認為非常令人振奮的新程式。努力使美國總統不要只聽到中聽的話。而這種投總統所好的做法向來是白宮工作人員愛犯的毛病。”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對越和對華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不謀而合。基辛格主張必須儘早從越南脫身，必須改變繼續孤立“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在這些問題上尼克松也持有近似的觀點。一年前，尼克松作為候選人曾應阿姆斯特朗的要求，談了他對美國亞洲政策的看法。在《越戰後的亞洲》一文中，尼克松非常重視對外關係協會新近完成的8卷本綜合研究專案《世界事務中的美國與中國》。由於孤立北京的故伎顯然已經失敗，學者和官員們都表示在處理中國問題時要有靈活性。華盛頓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把自己孤立於盟國。

在《越戰後的亞洲》一文中，尼克松詳細論述了這些觀點。他指出，從長遠來看，一旦印度支那這個頭痛問題解決，美國就不得不與北京達成協議。與基辛格的看法一樣，尼克松認識到美國的捲入所造成的混亂影響。他哀嘆越南遺產“將使美國極不願意再次以類似的干預形式捲入這類情況”。他還呼籲對中國採取“更強烈的現實主義態度”。

外交政策專家們對其他國家的抱怨很是擔心，同樣，對國內因越南戰爭而提出的異議也十分煩惱。像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賴特這類“溫和派”，在1965年美國佔領多明尼加共和國後就與“主流派”看法決裂，在越南問題上也同約翰遜政府存有很大分歧。他指出：“哈里·杜魯門以後的歷屆總統為了加強白宮在外交上的權力，誇大了蘇聯的威脅。”他建議美國外交政策“不要過多注重使用武力和對抗革命”。

1966年後，林登·約翰遜在大學校園裡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報刊和電視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報道，說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戰地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等人，在預見儘快結束越南戰爭時遇到了困難。“行政當局的道義權威看來已被推翻”。

尼克松對基辛格的任命贏得了整個政界的稱讚。“保守派”的《國民評論》稱之為“很好的訊息”。《商業週刊》也讚揚他“不在乎硬的和軟的標記”。“開明派”的《新共和》高興的是，“這位哈佛教授以他具有的精細構思（這是尼克松所缺少的）來分擔核時期外交政策的責任”。“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基辛格後來令人著迷的大部分基礎：一個庸人政府中的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上。”曾一度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國防部中任職、當時是基辛格哈佛同事的亞當·亞莫斯基曾對《時代》雜誌說：“得知有基辛格在那裡，我們每晚都能睡得踏實些。”《新聞週刊》把基辛格描繪成“一隻溫和的鷹，一隻警覺的鴿子”，並希望對他的任命“將有助於當選總統與學術界之間的溝通”。

從一開始，基辛格就向尼克松陳述了他對國家安全體制的看法。他強烈主張顧問不能只當一名處理各官僚機構發出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