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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知道正有另一批強大的敵人要摧毀我們這一事業呢，我如何因為內訌而與人以可乘之隙？所以我當時絕對沒有辭職之念，而我的內心煩悶卻過於翊雲多多。我當時只有且聽其自然回了家再說。

我沒去問當天如何解圍。可是當晚卻有人來報告：當時驚動了警察總監陳興亞，他命令拿人，那為首的齊念衡立刻逃走，於是問題因罷工鬧事被解決，照舊開放了，大家當然不說什麼了。我也就叫會計科照原意提送5000元還了江委員的債務。

第二天，李玄伯來看我，並且辭行，告訴我他要南行了，並且試探我們有無辭職之意，他知道了經過，也不再說什麼。這一次的教訓，我感覺到：（一）一樁事體的成敗，只要自己腳跟站穩，他人歪曲的打擊，是可以不顧的。（二）外在的敵人，如我們當時認為奉派的陳興亞之流，有時無意之間，倒反成了援助者。（三）可怕的是內裡的派別，表面上是自己人，而內心有詐，最不易應付。我們沒有私曲的心，究竟不易失敗，師直為壯，始終是顛撲不破的至理。

二十八、查辦與收院前後

以上的事，是發生在陰曆端午節左右，正是1927年6月中旬，也就是這時候，張作霖不客氣地在居仁堂就職海陸軍大元帥職，潘復做國務總理，沈瑞麟做內務總長。不多幾日，何南孫（煜）也交卸了市政督辦，由沈內長兼任，內務部許多朋友同政府中人，大都認為我是私通國民黨，有些是覺得我把持故宮事務似乎發生了權利上磨擦而深致不滿，我因為易寅村要出任農礦部，我也想南行了。但是接到寅村的來信，並且轉達李石曾的意思都拿故宮的事來要求我留下繼續支援。

8月13日，沈內長在部向我說：“政府要接收太廟及堂子使他屬於內務部，這一面固然清室內務府一班人的死灰復燃；一面內務部裡面有一個禮俗司，因為太廟是清室的祖廟，堂子也是清室一種祀典，依照組織習慣是應該歸入典禮部分屬於禮俗司職掌的。自從故宮的事在龔總長時代一切歸我，而太廟、堂子又都屬於故宮博物院，他們積不能平，現在這位禮俗司司長叫李升培（號子栽），他是吳興人與沈內長既同鄉而又親戚，他是熱心做官，一些權利不肯放鬆。自然要收復這兩個“失地”，甚至他認為故宮也應歸入他的掌握，所以這個問題發生的來源，我們可以思之過半了。”

於是，我將此事走告了汪伯老同莊思老，兩老的意思：“我們以保守本院為原則，院外附屬的太廟、堂子，如果政府一定要收，似乎可以聽之，取壯士斷腕之旨，以免延及本身。”那時江叔老在天津，我就寫一封信去商量江會長請他定奪如何辦。

16日，國務會議，突然議決了兩案：

？

一　清太廟、堂子兩處，應歸內務部壇廟管理處保管（壇廟管理處系屬於禮俗司的）。

二　前清軍機處檔案，存大高殿者應歸國務院保管。

第二部分：成立故宮博物院索薪受窘（3）

我們的意思，乃決意放棄太廟、堂子，而爭大高殿的檔案。

18日江叔老從天津回來了，我在下午3點鐘到他住所小方家衚衕3號去看他，袁守和也在，商量抵制大高殿檔案遷移的辦法，無非一面馳書國務院抵抗，一面請人去疏通，沒有什麼更好的主意。忽忽過了5天沒有結果。？

忽然23日的閣議，又透過了查辦故宮博物院一案，原因是故宮情況複雜，尤其是北大系的同仁行事可疑。派內長沈瑞麟、農長劉尚清徹查，並擬具辦法，聽候核奪。我們大譁了，為什麼要“查辦”，當然大家認為“查辦”不是一個好聽的名詞，查辦當然不是善意，又要我出頭了。

於是24日的下午，我在市政公所同沈總長長談，極力聲說故宮是一種民眾文化事業，萬不可隨政府為轉移，陳述了一些經過。沈總長是一個老好人，他的表示似乎倒是無可無不可。

因為彭志雲是奉天人，所以劉農長方面是請他去說明。

25日下午，我又去訪袁守和，同他商量著寫一封信給顏駿人先生，請他再關照沈內長。

當日晚間，守和卻又來告訴我他接到葉譽虎先生的天津來電說：“也已經有信給沈了。”

接著就得到國務院的覆函，卻非常不客氣，乃是變本加厲，非但大高殿檔案照舊要移，並須連同書籍搬走。？

我現在將與國務院來往的三封公函分錄如次：

？

一、國務院公函（第一百四十二號）

逕啟者：本月十六日國務會議，議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