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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正當陰曆的五月端午節快到了，本院窮得要死，亳無辦法，下級職員自然而然地起了索薪的風潮，還有外在、內在的挑撥離間許多人事關係，複雜得不可開交，我們擔任總務的委員同會長江叔翰先生自然是義不容辭地要應付這一個難關。因為副會長莊思老尚在病中不能理事，還有東方匯理的前帳未清，葉譽虎先生是新任，還沒有來正式就職，是實際不負責任，都不便相煩，於是我直率地同江先生商量。

我先命會計方面計算，最少的薪津應付一下，5000元大致夠了，所以我對江老之子說：“他能不能替他老太爺設法籌借5000元來應付？”

他說：“這倒無不可，但是如何歸還呢？”

“那倒容易，”我說，“陰曆端午節，不多幾日了，我們佈置一個故宮特別開放，必定有一筆特別收入，就指定作為擔保。”

他問：“可以嗎？”？

我答：“自然，我可以先取得同人的同意。”

他自然義不容辭答應了去籌借，我一面吩咐了會計方面轉達同人，大家同意了這個辦法，仍舊由會計課擬具了書面簽呈批准了照辦。

5000元借來了，照著成數，職工都得一部分薪給過了端午節，大家都似乎還滿意。端午節到了，大家趕著特別開放三天，遊人熙攘得很，收入相當滿意。

到了第二天，收入已經超過了借款5000元之數，會計課又預備了補發同人的薪水，對5000元的問題請示。他們直接送達江會長公館，江委員沒有簽字，江會長批了：“請吳委員核。”再送到我家。

我自然明白江會長的意思，況且當時是我的請求，無異我的擔保而經過了同人的同意，應該先行歸還借款。於是我亳不猶移地批了：“先行提還借款5000元。”發還了會計課。沒有想到：同人起了反抗，他們主張“全發薪給，借款再說”。我堅持不可，他們堅決反抗，此事僵持不下，一個課長齊念衡為首主持，這齊念衡也是北大帶過來的馬館長的人，在維持會改組之初，他無日不來我處，供給院內各方情報，表現一個幹員的姿態，我也以為可用，後來漸漸發覺他的行為不大純正，故而疏遠了，因此他也大不滿意。

我感覺有些棘手，與江翊雲商量召集商務會議，而北大的先生們，似乎有意要看我們的笑話，一個也不到，我們更為難了，抑止了自己的感情，改為請客在東興樓，我同翊雲作主人。

這一下，客是請到了。陳垣先生非正式地代表北大先生們發言，不客氣地聲言：“開會我們是不來的，吃飯總要到。”我們只有忍著氣不答話。

開始吃飯了，東興樓的菜相當可口，主客津津，而故宮來報，同事們為了5000元的問題，擴大風潮，開始主張罷工，已經到了午後開放的時候，開門站崗的執事都不到，遊客無法入門，空氣緊張了。

我們席間的貴賓，不能不開口了，他們以陳垣為領頭，馬衡、李玄伯、袁守和等等，異口同聲地責備我們處理不當，什麼“官派”哩，“官僚”哩，儘量在題外發揮，不及本事。總而言之：我們是請了這幫貴客來潤喉調舌、教訓我們自己的，只能委之於時日不利的厄運，我們知道這一番動作，是預有組織經過接洽而來的，我們知道不可與言了，我們爭辯什麼？只有忍受著保持主人的風度。

第二部分：成立故宮博物院索薪受窘（2）

我出世30餘年，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的怪事，江翊雲做官更得意，更比我大，自然更沒有受過這樣委曲。他送客回來，立刻對我發話了，他說：“景洲先生：我們這裡不是在做官，我們為什麼受這樣骯髒的氣？我是為了老太爺不能不出些力；現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我不幹了！”我此時是與他同一情緒的，自然諒解他。但是，他一生氣，我不能不稍為冷靜一點，我於是勉強抑制著自己。

當時在故宮任職也確實不叫做官，只是對文化的追求。“惟其因為不是做官，我們所以只有忍受。”我答覆，“我也沒有想到他們這樣不分皂白！我們再說罷。”我們就這樣散了。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正與江翊雲有些不同，我還是積極的，我也不肯假意說出不想再幹的話。我不是為了老太爺，我也不是為了莊思老，我也不是為了任何人，我甚至於也不是為了自己，我是為了故宮博物院這一樁事業，我是為了我們一班同人手創的一樁有意義的事業，我既不是為了什麼人幹，又如何為了什麼人而不幹呢？我始終沒有拿他們當作另外一批要在我們手中奪取這一事業的敵人（雖然我知道他們有些當我是敵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