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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又「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亥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朗，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充套件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澧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它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會」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諮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　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間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制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