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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在公開場合，羅斯柴爾德兄弟喜歡鼓勵這類想法，因為這使得他們看起來既實力強勁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誰是法國的總督，甚至國王嗎？”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問她丈夫，“是羅斯柴爾德。在他最近舉辦的晚宴上，我與他進行了深入交談；我沒有向他說任何我自己的觀點，我讓他暢所欲言。他已經厭倦了（法國首相）梯也爾和他的大臣們”：

“我非常瞭解他們，”他說，“我每天都見到他們，只要一發覺他們所走的路線與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就‘召來’國王——我什麼時候想見他都可以，我向他說明了我的想法。因為他知道我將蒙受大量損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對我非常有信心，對我言聽計從，我對他說過的話，他極為重視。”

究竟這種餐桌上的話吹噓成分有多大——就如內森在19世紀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噓的那樣？兄弟幾個的私人通訊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說法：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維繫了1829年之後的和平？

這裡有必要將羅斯柴爾德對於金融槓桿的使用——主要是拒絕向那些籌劃戰爭的政府提供貸款——與他們充當外交溝通渠道的角色區分開來，後者通常不易被人覺察。第二種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紀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儘管羅斯柴爾德的通訊系統是在此前10年已經成型。從根本上說，政客與外交人員開始使用羅斯柴爾德通訊系統是出於兩個原因：它比官方用以傳遞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統要快；非約束性資訊能夠透過兄弟幾個彼此間的通訊，間接地從一個政府傳遞到另一個政府。羅斯柴爾德兄弟願意提供這樣的服務，其原因也不難發現：他們能夠藉此獲得比正規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資訊，進而做出更好的投資決定。對於歷史學家，難處就在於兄弟幾個並不總是明確地區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們的觀點：也是從這個時期起，他們開始在信中使用“我們”這個詞，它所包含的並不僅僅是“我們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層含義，同時還代表了“我們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時生活的5個不同的國家。此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影響政策方向，還是政策影響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確實很難區分。

龐大的通訊網路

因此，羅斯柴爾德兄弟溝通網路的發展和特性對於理解19世紀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關重要。與平常一樣，一定數量的神話需要被剔除——人們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說人物西多尼亞一樣，是一種近乎超自然的情報部門的核心：“任何一個大臣都沒有與秘密特工和政治間諜進行過如此的溝通透過這些資訊來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隱藏的事情通常能嚇到那些聽他講故事的人世界歷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內容。”確實，截至19世紀40年代末，羅斯柴爾德兄弟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訊網路，其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讓紐考特跟上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腳步。但是，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的20年裡（戰役結果的訊息是羅斯柴爾德通訊渠道的第一個成果），他們的系統初見雛形。與任何一個希望進行國際通訊的人一樣，他們的信件——有時甚至是他們的性命——完全依靠運氣。1817年，薩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馬車從巴黎前往鹿特丹，渡過一條河時遇上了大風暴，他們被認為“99％”淹死了。整個行程持續了72小時，不過這只是一種意外情況：1814年，信件從巴黎寄到法蘭克福通常只需48小時；但是倫敦發出的信件需要一週才能到達法蘭克福；1817年，信件從巴黎到柏林要花費9天時間。由於兄弟幾個似乎都有“寫信強迫症”——即便等候見大臣們時，他們也會在前廳草草地寫一些信——所以他們一直想方設法加快郵遞速度。我們已經看到，從1815年或更早的時候開始，內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來的代理人，透過向負責郵件遞送的船長支付額外費用的辦法，加快他的信件傳遞速度。他有時似乎還採用多個路線寄信件復件的辦法來避免延誤造成的風險。1814年，阿姆謝爾提出了一個在法蘭克福克服延誤問題的聰明辦法：如果匯率上升，他的弟弟們用藍色信封（給他寄信）；如果跌了，則用紅色信封，“屆時，在郵局裡的邁耶就能立刻讓我知道收到的是紅色信件還是藍色信件，這能節省半天時間。”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但這並不能解決一個難題，即兄弟幾個透過德國各個郵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奧